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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 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69)这句话用在对《总目》史学思想的评价上最为恰当。同时，这也是对《总目》“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最好诠释。《总目》系统地阐述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论述了史家博“古”的目的在于通“今”致用，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史学的功能在于“经世致用”，而不是无关社会的空发议论或考订史实，在理论认识上达到了空前水平。 首先，《总目》强烈批判宋学的义理空谈通病，力避空言著述。《总目》认为，宋明以来史家诵先圣遗言，通经术精微，有助于儒学，然而其缺陷在于空言性理，不切于人伦世事。《总目》指出： 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70)。 《总目》批判了宋学的空谈心性，不关心社会现实的无用论思想，进而揭示了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价值。 《总目》中对于宋学这种弃经世而空言著述的批判最为常见。如《宋史》条，邵晋涵分纂稿没有攻击宋儒，诋毁道学家，批判其空疏无用的意思(71)。而《总目》则改为： 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72)。 《总目》把《宋史》错误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表彰道学”。其实《宋史》记事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修史的时间短，史馆人员的粗忽，与表彰道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总目》改动的目的，在于攻击《宋史》专门立了《道学传》，致使《宋史》“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使史学失去“经世致用”的价值。所以，《总目》在《儒林宗派》条中揭示“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73)，进而批判宋学互相标榜，彼此攻击，在政治上导致朋党之祸；在学术上导致学问空疏，空谈心性，流于无用的恶果。 其次，《总目》力倡史学征实考信，强调学术致用的学风。清代前期，考据学独盛，学者大多从事于考证古代典籍，渐渐形成考史风气。《总目》编纂者治史也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但《总目》在其史学批评中不仅贬斥宋明理学末流空谈义理和虚玄不实，而且对考据中征实多而发挥少，博古无用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总目》针对盲目考证的不良学术风气，力矫其弊，力倡经世学风。如《平台纪》条，翁方纲所撰分纂稿只是史实描述(74)，《总目》进行改易，增评： 前有《自序》，称有市《靖台实录》者，惜其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75)。 《总目》对《靖台实录》“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提出了批评；而对蓝氏《平台纪》“叙述功罪，亦无所避忌，颇称直笔”，“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的“经世致用”治史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总目》正是基于史学贵在征实考信的认识出发，坚持认为史学的经世意义是针对现实社会的问题和弊端，应自觉地运用历史经验加以解决，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史学和社会的关系，系统地阐明了其“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 总而言之，《总目》的史学思想正如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发展一样，也经历着史学穴结期所带来的总结和新变。一方面，《总目》要传承前代史学的理论和价值观，还要在前代基础上推陈出新，使其史学批评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另一方面，由于清代前期社会思潮是由程朱理学向乾嘉朴学的转变以及朴学占据学术主流的时期，在史学领域则是历史考证学成为时代的主潮，《总目》在此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其具有新型文化特征的史学思想。自宋明以来，中国古代史学中产生了一种罔顾历史事实存在而凭主观任意空谈是非成败的空疏风气。这股不良史风不适当地夸大了史学惩恶劝善的作用，意欲借修史而褒贬世道风俗。尽管史家具有良好的愿望，但客观上损害了史学批评的严肃性，把史学变成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传统史学注重征实的传统。《总目》编纂者以理性方法考察前人的史学著述，评价其史学成就，对史学和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张扬和推动了考证史风。尽管《总目》是封建皇权文化高压下的产物，其编纂者大多唯圣是听，以封建帝王的政治标准、思想观念对史学典籍进行评判、诠释，但其史学思想的价值不能抹杀，起到的承上启下重要作用更应该给予肯定，对于清代前期思想文化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返古汲今”的思想滥觞和清代后期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潮泛起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使得清朝前后两期之间有效地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总目》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不能低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