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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史为鉴” 《总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在于为现实社会提供参照和借鉴。《总目》没有仅仅满足于批评和补苴古代历史，而是通过借鉴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达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首先，《总目》考证、批评历代政治得失，归根结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里《总目》“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38)，想要效法医家载古人之方治今人之病，为解决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而借鉴古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由于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注重，使得《总目》十分强调作史法则：“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39)这种专意于“一代政事”的史学观念与实践在近代曾经受到梁启超的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40)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中，史学政治上的引古筹今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对史鉴价值的重视，使得“纪一代政事”的史著在《总目》中获得很高的评价。如《北齐书》条，《总目》增饰邵晋涵分纂稿(41)，认为： 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42)。 邵氏与《总目》在史鉴价值观上是不同的。由于“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邵氏认为“固知其不足发挥事业矣”。《总目》虽认为“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但《北齐书》叙“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于是乎有征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总目》从历史上统治政权政策的失误，联系到后世统治者应当引以为戒，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尽管《北齐书》有其缺点，但从这一意义上讲，《总目》还是肯定其政治上的借古鉴今的史学价值。 在这种史学批评中，《总目》不仅以史鉴作为价值尺度去评介前代史著和史家，而且更加注重以史鉴的眼光评价明人的史学著作，从中提出一系列“足资法鉴”的王朝败亡教训。如《炎徼纪闻》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未对该书进行评价(43)，《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前有汝成《自序》，称自涉炎徼，所闻诸事，皆起于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则汝成于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44)。 《总目》所增材料，记载明代诸事。所增评论，论及所闻诸事“切中明代之弊”，“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对于田氏及其书《炎徼纪闻》评价很高。其实，对于明人此类足可垂训后世的史学著作，《总目》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评《按晋疏草》载明代军政，“明季军政敝坏至此，固不待献、闯并炽，而亡征先见矣”(45)；评《东西洋考》，认为“明代控制外番，至为无术。无事则百计以渔利，有变则委曲以苟安，事事可为炯戒”(46)。对明代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是清初史学的重要内容，《总目》对明代史事的“鉴戒性”考察，无疑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其次，《总目》在对古代史家和史著展开批评时，必然要借鉴前代历史的得失成败，总结教训，汲取经验，以此推动古代史学向前发展。《总目》认为，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史书记载历代史事兴废得失的考察和评价，可以看出史学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史家之所褒，是后世尊崇效法的楷模；史家之所贬，则是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罚，后世当引以为戒。《总目》对传统史学著作的考查，突出强调“以史为鉴”的思想。 《总目》认为，要突出史学的借鉴功能，史家必须注重修史原则。如《读史记十表》条，翁方纲撰分纂稿(47)，只是强调该书的表图价值，而《总目》则改易翁氏分纂稿材料，增评： 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抵牾。异乎并膑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48)。 《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更为强调《读史记十表》“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所以，《总目》评价司马光编纂的《稽古录》，对其赞誉曰：“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49)认为该书粗略记载了从远古到宋英宗时的史事脉络，史家看重的是其留意历代史实，有史学借鉴意义。对史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现实社会也有裨益的这类史学著作，《总目》是给予积极评价的。《总目》高度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充分肯定其“以史为鉴”的价值功能。 一般来说，《总目》是以是否裨益史学为标准对古代历史典籍进行批评的，并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史学家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如北宋史家陶岳编纂的《五代史补》，是在宋初史家薛居正《旧五代史》基础上进行补正的。翁方纲未撰写分纂稿，只是做了札记(50)。《总目》重新拟定： 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然当《薛史》既出之后，能网罗散失，裨益阙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51)。 《总目》充分肯定了陶岳《五代史补》对史学发展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样，《总目》评价清初史家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于史学殊为有助”(52)，指出其记载征实，可资借鉴的史著，能够在内容方面有治史考证取材之作用，方法方面有修史借鉴之意义，助益史学不断发展。 而《总目》对于纪事粗舛，内容虚渺的史学书籍，总是给予批判。这类史书史实可信度很低，没有可以借鉴的史学价值。《总目》评论宋代史家张棣的《正隆事迹》时说：“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末附录世宗立后事数条，亦殊草略。不足以为信史也。”(53)其认为张棣多信传闻，史事难以稽核，其本身缺乏借古鉴今的史学素质，其所撰著也是没有多大史学价值的；评论元代史家何中的《通鉴纲目测海》，认为：“不过摭拾细碎，不能深裨于史学。”(54)指出其缺乏史学根底，而不能纠朱熹《通鉴纲目》之缺失。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其认为记录政事的史学典籍能够垂鉴后世，而那些撰述舛误、见识微薄、缺少鉴古知今意识的史作，贻误当世，无益后人，也必然对史学发展无助。《总目》编纂者正是在这种史学意识驱使下，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不但在历史考证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总结，从而形成了“以史为鉴”的史学功用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