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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 康乾时期是清朝统治臻于极盛时期，但它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大变动前夜的时期。时值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之下、考据学风趋于极盛之时，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了多方思考和探索。新的经世思潮在酝酿，其中包括今文经学的复兴，边疆史地学的发轫，以及诸多学者经世务实治世主张的提出。这方面最为显著和积极推动者是《总目》的编纂者。他们在对历代史籍及传统学术进行梳理和总结时，既继承了古代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汲取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观点。《总目》明确指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55)《总目》鲜明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观。《总目》不仅提倡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反对脱离实际而驰骋议论的治史学风，而且还有意识地表明“经世致用”思想，特别强调把尊重历史事实和褒贬评价合而为一，寓论于史，起到史学经世的作用。 1.“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 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源远流长，但其内涵却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古代学术思潮的起兴，都是为补救当时代政治存在的弊病而发生。虽然时代内涵不尽相同，但其精神内核之“经世致用”价值却是相通的。即“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质都是针对不同时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总目》产生于清代政局稳定时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当成熟，统治阶级需要总结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已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在其文献和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需要认真梳理和总结。《总目》“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表现在批判继承古代史学学术，整理历史典籍，理析历代思潮，以维护清朝统治需要。 首先，《总目》对宋明之后空疏的史学学术风气进行批判，提倡学术研究应“主于明体以达用”，这是《总目》“经世致用”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宋明空疏无用的史家和史著，《总目》向来是持批判态度的。如宋金履祥撰的《通鉴前编》(56)，邵晋涵撰分纂稿，《总目》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写：“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57)《总目》认为，宋代的讲学家大多是游谈无根，是不切实际、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突出了对宋朝讲学家空疏学术的批判。《总目》对宋明理学空谈道学展开猛烈抨击，同时也在宣扬事功与道德同源的思想。如明代士绅蔡国熙编纂的《守令懿范》分守令为儒牧和循牧两类，明嘉靖人皇甫汸着意突出蔡氏的体用之辨，认为如果只一味尊德性而排斥事功，往往会架空道德，即使有很大的技能，也对社会现实无用。所以，《总目》对其进行批驳：“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 与此相反，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史学著作，攸关“经世致用”的实学，《总目》则给予积极评价。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等社会问题，诸如农学、水利、地理、交通等方面的著述，《总目》总是给予高度维扬。如《问水集》条，翁方纲撰分纂稿，《总目》则对其分纂稿不满意，重拟提要： 嘉靖初，黄河南徙，天和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此书盖据其案视所至形势利害，及处置事宜，详述之以示后人(58)。 对刘天和《问水集》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崇实用也”(59)。对于注重经世思想的史书，即使体例有些粗糙，考订有些不审，《总目》也给予较好评价。如元代王喜编纂的《治河图略》，是一部描述黄河流变的历史，但其中有很多讹舛，《总目》却对其颇为赞赏：“取其经略之详，而置其考据之疏可也。”(60)尽管《总目》以考证是否精核与体例是否完善为标准来开展史学批评，但这个标准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与“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相比。 其次，《总目》主张博“古”而通“今”，提倡史学应当有益于社会，这是《总目》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总目》认为史学应当通于人事和政事，博古之学必须通经以致用，才具有学术价值。如《庙制图考》条，翁方纲所撰分纂稿记载简单，只是史实罗列(61)。《总目》则在其基础上增评： 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祯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62)? 《总目》强调了考证训诂可以考察古代的政治，为后人政治提供借鉴，对社会有价值。《总目》特别强调治史不应使学术与社会分离，钻进故纸堆去做纯考证，不关心现实，而应该“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其史学经世的意识相当明确。 其实，《总目》反对泥古守旧的思想，对博古与经世的关系也有清醒的认识。《总目》认为：“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63)《总目》这种“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学术宗旨(64)，表明了《总目》具有非常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一，《总目》反对盲目崇古，主张史学应当立足于现实；第二，《总目》主张借鉴前人成败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总目》史学批评中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关于井田之辨的批判。 对于“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总目》通过《两汉笔记》提要进行了阐释。翁方纲撰分纂稿(65)，只是作为分纂官对所校之书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按照应刻、应抄、存目及不收书之标准而定，以供总纂官斟酌去取。但《总目》没有吸收其抄存之建议，而是予以著录，并对翁氏分纂稿重新拟定： 三卷以后，乃渐近情理，持论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于张良谏封六国后，论封建必不可复，郡县不能不置。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则南渡和议之饰词，所谓有为言之者，置而不论可矣(66)。 显然二者认识不同，《总目》较之翁氏分纂稿，强调的是“博古通今”的“经世致用”思想。不过《总目》在这里提及“于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带出了历史上的“井田之辨”。 “井田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后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股复井田的理论一直伴随其左右。《总目》在其批评中认为，复井田论者固然在理论上高谈阔论，但在社会实践中却“窒碍而难行”，并深刻地揭示出复井田论者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自阡陌既开以后，田业于民，不授于官，二千年于兹矣……宋太宗承五季凋残之后，宋高宗当南渡草创之初，以天子之尊，决意行之，亦终无成效。则三重所言，其迂而寡当，可见矣(67)。 《总目》考察两千多年古代社会土地私有制发展历程，辨析古代儒生复井田之论以及宋时复井田试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认为在时异事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古井田制绝不能再开历史倒车，这是历史发展之大势。 《总目》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井田制，而且是在针对现实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对复井田的思想进行批判。清初在思想文化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对复兴古制持赞同态度。这些思想家复古想法其实是借助古代井田制来钳制封建专制，意在保护新兴的市民阶层，然而这股复古思潮毕竟是思想家的设计，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成分。与此相反，清代初期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复古论进行猛烈批判，继而清代前期赵翼、钱大昕等人也抨击了复古思潮。《总目》赞同复古井田制行不通的观点，不单单是批判宋儒及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的。这是因为雍正时曾在地方复古井田制，但试行不久即水土不服而宣告失败(68)。《总目》在这种情况下对宋朝推行井田制提出批评，目的是借以讽喻当朝以帝王之尊推行复古而遭失败。《总目》的井田之辨，就是针对泥古而不注重现实需要的缺陷，进而发挥史学学以致用的作用，达到其史学批评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