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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边疆诸族与内地居民同为唐国家百姓 唐代边疆与内地同质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边疆诸族的身份上。周边地区被纳入唐统治体制后，原则上周边诸族与内地华夏民同为唐人百姓。 先说在本土内附后成为唐新统治区域的部族。贞观二十二年，以铁勒诸部为府州，诸部给朝廷上表则以唐“百姓”自许。(92)百姓是唐法令中规定的良人。西突厥属唐以后，郭元振曾言：“十姓诸部，与论种类不同”，“复为我编入，积有年岁”。(93)和田出土的汉文行政公文称于阗当地胡族居民为百姓。(94)这些公文显示，安西节度使下属军镇要向当地胡族居民尽相应的职责，胡族居民作为唐朝百姓也要向安西节度使承担相应的赋役。唐高宗龙朔年间的公文书中，无论是朝廷的敕令，还是来自金满洲的报告及葛逻禄首领的陈状，均称滞留于金满洲境内大漠州都督府的葛逻禄部众为百姓。(95)小勃律纳入唐版图后，唐玄宗在敕书中明确指出小勃律归唐是“国家百姓”，(96)警告吐蕃赞普不要对其有所图谋。 贞观二十一年薛延陀灭亡，其役属的东北诸族转归于唐治下。此年六月唐太宗派人前往漠北，同新置的燕然等府都督商议，赎取铁勒所掠沿边居民，发送回原籍。同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中被薛延陀掳掠的人口，“亦令为其赎取”。(97)这一事件表明，室韦、乌罗护、靺鞨等附唐后其部民即为唐属民。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出降公主于奚、契丹蕃王，赐绢8万段，玄宗诏令均平赐绢，奚、契丹部落首领与部民则是以唐官员、士兵、百姓的身份受赏。(98) 党项自贞观年间陆续内附，“请同编户”。唐武宗会昌四年(844)诏书强调党项自内附后，“为我赤子，编于黔黎”，(99)告诫党项诸部既是百姓则须遵守国家典章。吐蕃崛起以后，党项诸部受到侵逼，保留府州建制迁往陇右道东部及关内道。元和五年(810)五月，“盐州奏：渭北党项拓跋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牧放，经今十五余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充百姓”。(100)迁往内地正州的党项部民，唐以属地管理原则，又成为所在州百姓。 岭南、剑南地区是中原王朝的传统版图，虽然秦汉以来就设置郡县，但由于种种原因，历代王朝对岭南、剑南始终处于不断开拓、深化统治的过程中。唐朝建立后，剑南、岭南一些郡县的边缘仍然生活着不在郡县管辖范围内或郡县统治程度尚浅的蛮僚。唐以其部落置蕃州，使其隶属于所在州府，成为所在州府百姓。如唐代磨些蛮，“本姚州部落百姓”；丰巴蛮，“本出嶲州百姓”，“心长向国”。(101)嶲州陷于吐蕃后，丰巴蛮属吐蕃，但曾为唐嶲州百姓的记忆犹深。南北朝后期的南宁州(今云南地区)为爨氏土长所控制，唐建国后爨氏土长内附，唐承认既成事实，在爨地分置羁縻州，以爨氏首领为都督、刺史。开元时玄宗曾告诫当时分属安南都护府与姚州、戎州都督府的爨地羁縻州首领刺史、县令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102)爨地民为唐国家百姓。 所谓编户是指在郡县登记户籍的百姓。在郡县登籍是王朝百姓身份的标志，但并非唯一标准。唐敬宗时规定客户不在郡县附籍，是否附籍也是采取自愿的办法。(103)可见即使汉人也不全是郡县编户百姓，但仍是王朝百姓。国家编籍造册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赋役的征收与征发。羁縻州通常不直接向国家承担赋役，无须统一要求登记户籍，不能因此忽视或否定其唐国家百姓的身份。 如果说以上铁勒诸部、西突厥、小勃律、内迁的党项诸部内附后，称其为编户或百姓只是原则上明确其唐百姓的身份属性，那么内迁唐正州境内的诸族一般情况下要在所在州县附籍成为严格意义的编户齐民。 东突厥灭亡后，选拔酋长为军将者五百人，“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104)内迁后的东突厥部落无论是在边州或入籍长安均成为大唐百姓。阿史那忠是沙钵略可汗之孙，“其先代人，今为京兆之万年人”。(105)降唐的代北可汗后裔生前已是附籍雍州万年县的百姓。突厥可汗家族成员降唐后多因功而陪葬昭陵，昭陵附近有阿史(那)村，(106)聚落出现显然是附籍州县的结果。内迁唐缘边正州突厥降户也以所在正州为籍贯。阿史那哲高祖为染干(启民可汗)，曾祖为处罗可汗。(107)其祖摸末单于郁射设唐初率所部万余家归附。(108)单于都护府下桑乾都督府所属郁射州是以郁射设命名，所谓哲为云中郡人沿袭了郁射设归唐后以迁居地为籍贯的做法。贞观六年铁勒契苾部酋长何力率众内附，唐将其部落安置于凉州境内，自此出自阴山的契苾氏，籍贯成为凉州。(109)后来何力子孙因出仕迁徙，凉州姑臧成为郡望，京兆万年、洛州永昌又为其籍贯。(110)高丽人高玄内迁后，“家贯西京，编名赤县”，(111)成为京兆万年县人。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吐蕃论氏家族降唐，论氏子孙附籍银州与京兆之间。(112) 以上是部落酋长内迁后的情况，对于部民来说也要附贯为所在地百姓。开元二年，后突厥默啜可汗之婿率部归降，“许于泽潞州编附”。(113)六胡州是以突厥降户中的胡部所置，置州当初兰池胡已是如同华夏百姓的编籍之民，(114)故而以其所置宥州有户籍口数登记。此外，脱离东北诸族本部迁入营州、幽州境内以府州形式安置的部落有两组不同年份的户数、口数。迁入关内道经制州境内的蕃州也多有户口统计数。表明这些内迁部落是要附贯编籍的。 唐代赋予边疆内附民的百姓身份不仅仅是先秦以来“率土皆臣”的思想理念，他们虽然有别于汉人百姓，但也承担象征国家百姓的相应义务，又享受象征国家百姓的相应待遇。 敦煌发现的公文书中有两件立功公验上分别钤有盐泊都督府、黎渠州的印章。盐泊都督府以西突厥胡禄屋阙部置，黎渠州或以为龟兹都督府下辖州。(115)唐代军中将士作战立功后，在未得到兵部发给勋告之前，要发给公验以为日后凭证。两羁縻州印盖在立功公验上，说明唐在法律上赋予羁縻州地方政府的职能，并且发挥着实际功能。另一件所记内容为神龙至景云年间对安西四镇守军兵募授勋的情况。碛西诸军兵募籍贯分布极为广泛，其中不仅有来自唐十道中八道的正州兵募，而且有来自羁縻州的兵募，包括河北道幽州境内羁縻州、关内道六胡州的兵募，更有龟兹、波斯兵募。(116)龟兹，显庆三年唐以为都督府，龟兹兵募来自陇右道龟兹都督府。波斯，龙朔元年(651)唐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景龙二年(708)，泥涅师入朝，后病死长安，“而部众犹存”。(117)波斯兵募为唐从波斯都督府泥涅师余众中征集的士兵。兵募是征发制兵役，(118)为州县百姓应尽的义务，与召募制下职业雇佣兵的性质迥异。唐从幽州至西域广阔的羁縻州地区及全国范围内诸道正州征发兵募，说明在法律上要求纳入唐统治体制的蕃夷以国家百姓的身份承担相应的义务。垂拱元年(685)来自昭武九姓与吐火罗地区的居民申请过所的案卷表明，商人若在所经地区官府申请通行证，无论是羁縻州还是正州，只要有当地百姓为其担保，即可获得批准，(119)唐在法律上赋予二者身份相同的功效，中亚诸国居民作为羁縻州百姓身份等同于唐内地百姓。(120)虽然唐代羁縻州制度有别于内地行政制度，但是它与内地正州同为唐政令、法令所及地区。这是归属唐的蕃夷与化外册封朝贡蕃夷国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是前者被视为化内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