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振玉先生以收藏、研究甲骨金石而名噪学林,久为学界所推崇。然因其治学领域侧重古器物,加之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对清代学术的关注与论撰,则尚未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但细加探究,不难发现,罗先生不仅专门讲授过《本朝学术源流》,以四部分类法梳理了清代学者治学的总成绩,而且与清季民初不少中外学者交往密切,往复论学,商量学术,引领一时学术风尚;他还搜集、整理、校刊了大量清代文献和学人著述,贵流传而不自秘,收藏与传布并举;两救大库档案,一生致意金石,“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①]。凡此,无不体现出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的深厚渊缘。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与清代学术结缘 罗振玉,字式如、叔蕴、叔言,初号雪堂,又号贞松,别号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寒中、贞松老人、抱残老人、松翁等,祖籍浙江上虞。清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江苏淮安,1940年逝世,享年75岁。 罗先生幼年贫弱,家无余资,但天质甚高,7岁时便能质疑师说。自15岁始,喜好印玺;16岁治金石之学;18岁开始搜集古器;19岁,其《存拙斋札疏》便刊板印行。德清大儒俞樾著《茶香室笔记》,曾引《札疏》之语;而汪士铎在《存拙斋札疏跋》中,称其“考证极多精核”,“确然不刊,古人复生亦无以易其说”[②]。正因得俞樾、汪士铎等之推重,所以《存拙斋札疏》渐为人知,而罗先生也得以声名渐起。 罗先生壮年投身近代农学和教育,不仅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东文学社,追随张之洞总理湖北农务学堂,而且还出国考察教育,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走上了实业救国和兴家之路。在清末政坛,他任过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他避地日本8年,专心论学著书。回国后,虽居无定所,且一度周旋于政治,但仍治学不倦,著书终老。 “探讨历史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便是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③]。因此,欲考察罗振玉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贡献,自然也当从清末学界谈起。 同治、光绪之世,虽号中兴,其实难副。当时外患未靖,内忧频仍,清廷尽管举全国之力戡内乱、抗列强,以图扶大厦于将倾,然无奈分身乏术,山河依旧破碎,民众生活举步维艰。于是,士大夫倡行洋务,民族工业遂尔萌兴;但文人群体的政治思维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知识界尚处在懵懂阶段,那么至甲午中日战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这中间近30年只是部分具有世界眼光的有识之士的觉醒,而多数读书人走的依然是科举求仕之路。在此新学、旧学共存的社会氛围内,罗振玉先生于淮安时期的岁月里,亦遵循了大多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 罗振玉先生之学有根基,乃得益于早年对清人学术著作的研读。据其自述,17岁应乡试时,在书肆中“见粤刻《皇清经解》,无力购买,灯下为先府君言之。府君乃以三十千购以见赐。……乃以一岁之力读之三周,率日尽三册。虽《观象授时》、《畴人传》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读之”。所以,罗先生说:“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基于是时也。”[④]他还好读顾炎武著作,认为“凡我辈今日之所忧,亭林先生则已言之,其所著书,诚以守先待后为职志,无一字无用之文,洵三百年来学者之冠冕也。他人不能抗衡也”[⑤]。此可见清人著述对少年罗先生的影响之大,这也为其日后从事金石文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罗先生的仕途并不顺利。23岁时,他从山阳杜秉寅学习训诂、考订之学,再试不第,遂绝迹棘闱,究心金石文字。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著述如林;而且金石学逐渐摆脱仅供赏玩的境地,其证经补史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及至晚清以降,随着金石古器,尤其是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熹平石经等的大量发掘,金石学成为一时显学,治经史小学者无不关涉其中。江浙地区素为人文渊薮,是当时金石学的中心之一。罗先生生于淮安,其论学交游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路岯和邱崧生都是罗先生在淮安时的旧友,他们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学术上,对罗先生皆有很大帮助。罗先生早年得山阳阮葵生(1727-1789)所著《风雅蒙求》稿本,以示路岯、邱崧生,二人各为作序、跋,醵金刻行。在《前安徽建德县知县直隶州用路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罗先生述当时论学情形曰:“振玉以光绪癸未冬初识君,纵谈金石考订之学。君不鄙其年少,折节定忘年交,遂晨夕过从,无间寒暑。时丹徒刘君梦熊、铁云兄弟,山阳邱君崧生,吴县蒋君黼并草堂客也。每就君园林,各出金石书画相娱乐,或剧谈痛饮,抽豪赋诗。”[⑥]友朋之乐、之益,由此可窥一斑。此外,他与越中名宿李慈铭、舆地学专家王锡祺亦曾相与论学,甚为相得。王锡祺还将罗先生所著《淮阴金石仅存录》刻入其所编《小方壶斋丛书》,认为是书能“正往史之失,补志乘之遗”,“必云抗衡阮仪征、翁大兴、王青浦、孙阳湖所不敢知,然于金石可继张力臣、吴山夫”[⑦]。可以说,罗先生之所以能在清季金石学界声名日显,正是“受惠于时风,得益于交游”[⑧]。 淮安时期,罗振玉先生自考据而及金石,于学问一途,渐入新境。其著作“虽都是补订、辑佚、不出清人考据之学的路数,却为后来种种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贡献,奠下了深厚的根基”[⑨]。这一时期,少年意气的他,纵情金石文字,循着乾嘉学人的治学方法,乘着清季学界的学术新风,著书论学,户牖渐开,而这为其日后撰写《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奠定下坚实地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