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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清人治学方法的承继与阐扬 谈到王国维,我们无法绕开罗振玉;同样,论及罗振玉,我们也不得不提王国维。罗、王二先生相交垂三十年,性情相合。他们在生活上相互扶持,患难与共;在学术上相互推重,联系紧密。只有对“罗王之学”作一整体考察,才能更好地认识罗先生的学术贡献。 陈梦家先生曾强调: 所谓‘罗、王之学’者乃是:(1)熟习古代典籍;(2)并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纪载之修正的任务。[59] 我们不妨循着陈先生的总结,一窥罗、王二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贡献。 首先,“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清代学者把古文字之学的专门知识称之为“小学”,认为必先通“小学”,然后才能治经。自清初顾炎武倡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60],中经戴震阐扬而形成“故训明则古经明”[61]之论,王念孙继言“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62],直至晚清张之洞仍有“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63]的论断,足见清代学者对小学之重视。他们将文字、音韵、训诂作为考经证史的重要凭依,进而藉通经以明道。这实际上也是对有清一代学者治学风气和方法的总结。 罗、王二先生治学,也是从说文、音韵诸学入手的。罗先生师从李导源、杜秉寅等学者,自小接受的是考据小学音韵的专门训练,深受乾嘉治学方法的影响,其所著《存拙斋札疏》便是早年考订札记的汇编。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说:“他在未满二十岁的少年时期,便已博通经史,循着乾嘉学者们的旧路,在实事求是地从事金石考证之学。”[64]此后,凡有关金石文字的校订、历史上官名地名的疏证,以及儒家经典、诸子、方书与今本不同之处,他都极尽爬梳审定考核之功,用的也都是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他还引导王国维“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65]。在《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中,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先生此书诠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原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之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66]亦可见罗先生对清代治学方法的总结之功和承继。 其次,“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有学者指出:“‘新材料’、‘古地理’与‘二重证据’等术语均为他(指王国维)所惯用或独创,就罗振玉而言则并不尽相契合”,“虽将二人并举,但学界称道‘罗、王之学’时的实际表彰对象乃是王国维。”[67]我们认为,说学界旨在表彰王国维问题不大,但说新材料、古地理与二重证据等术语皆为王国维所惯用或独创,则并不尽然。罗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二重证据”说,但1903年他在《铁云藏龟》序中已经明确提出甲骨文可证经史的观点。罗琨、张永山二先生指出:“收集甲骨时,他很重视同出土的其它遗物;嘱托罗振常洹洛访古携带考古书籍;对古器物倡导分类、分期研究;用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等,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68]1913年,罗先生出版了《殷墟卜辞考释》,以新出之材料考证经史,为卜辞研究“导夫先路”。诚如何士骥所言:“甲骨学之能崛然兴起,确乎不拔,唤醒一世,改变风气,而使人人知运用‘二重证据法’以为治学之新精神者,实自此书始之。”[69]而后,王国维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重申“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70]的看法,在给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作序时再次强调“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71]的主张。罗、王二先生的这些主张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运用是一个过程,罗振玉先生发其端,王国维先生总其成,并最终得到史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同。 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中,张舜徽先生感慨道:“近人谈到他们俩人时,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有爱憎之私,无是非之公。”[72]这提醒我们,考察“罗王之学”,应持审慎客观的态度。 不惟如此,王国维学术重心从文学转向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了罗振玉先生的影响,其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亦得益于罗先生的启发。姜萌在《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一文中提到,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有所认识是受到了罗振玉的影响,其“三阶段论”的提出,可能还要追溯到更早[73]。 其三,对清代金石学和目录学研究的推进。在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下,就传世古器以证经史,罗振玉先生可说是典范之一。罗先生不仅采用分类著录的方法研究金石,而且拓宽了金石学的研究领域,将金石学发展为古器物之学,使之逐渐向近代考古学迈进。他“据古物器以考古制”[74]、“以证经传”[75],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皆有突破。 在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金石学研究方面,罗先生认为,考释书契时,宜“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扃鐍为开”[76]。在《小学钩沉续编叙》中,再次强调:“儒者之道,备乎六经。明经之要,存乎文字。舍穷经而言明道,舍识字而言穷经,此必无之理也。”[77]这与戴震、王念孙先明故训小学再通经明道的治学方法,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类考”也是清代学人的治学路径之一,罗先生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已有详细论述,而且将之作为研治经史的主要方法。由此可见,罗先生的金石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乾嘉考据学的方法。 罗先生还拓宽了金石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乾嘉诸儒,大抵偏重文字,古器物无文字者,多不复注意”[78]。有鉴于此,他便有意识地搜求那些以往不受重视但又史料价值较高的古器物,如封泥、明器、瓦当墓砖,以至连章太炎先生终生都持怀疑态度的甲骨金石,同时对汉晋木简、熹平石经、敦煌遗书等的研究皆有开辟之功,并将视野广及海外。如在日本期间,他遍访书肆,搜求中国古器物及珍贵书籍,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审视金石文字之学。 罗先生一生致力于金石之学,搜求以广学术,为“金石考古辟新途”[79],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对迈向近代考古学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罗先生既是清代金石学研究的殿军,也是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中的重要奠基人。 目录学研究也历来为罗先生所重视。在《殷墟书契考释》中,他率先将目录学应用于古文字学的专门研究,为之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人从事古文字之学者能循此而上;他还为朱彝尊《经义考》[80]补目并校勘,以便后学查检;而后所刻《玉简斋丛书二集》所收8种均为明清藏书目录之罕传者。他自己所藏古器、古籍亦皆编目存世,除了前面提到的《雪堂校刊群书叙录》、《贞松堂秘藏旧抄善本书目》外,尚有《大云书库藏书题识》、《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以及《宸翰楼所藏书画目》等,可谓用力至勤。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中,他更是以四部分类法梳理有清一代的学术,将其应用于断代的研究和学术的分类总结。而这也影响了王国维先生的治学。如《国朝金文著录表》,是王先生继《宋代金文著录表》之后的又一目录学著作,主要梳理了清朝各家著录金文的大概情况,而是书的创作及检定,罗振玉先生皆曾参与。在《三代吉金文序》中,罗先生说:“往在海东,亡友王忠悫公从予治古彝器文字之学。予以古金文无目录,劝公编《金文著录表》。”[81]王先生在自序中也谈到:“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既具稿,复质之参事,略加检定。”[82] 罗振玉先生对王国维的支持与引导,本身也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关于这一点,张舜徽先生曾概括道: 王国维一生成就,完全得力于罗氏的支持与鼓励。从罗氏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创办“东文学社”,王氏入社肄业以后,便竭力对王氏加以奖掖,后来对王氏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介绍他的工作,供给他的书籍,接济他的费用,以至邀他一同出国,侨居日本,把他看成家人一般。王氏就凭借了这种优越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这对他一生学术的伟大成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如果肯定的说:没有罗振玉,便不可能有王国维的卓越成就,事实具在,未为过分夸大。这点,也只能说是罗氏对学术界一种有力的贡献,而不只是他两人的恩谊问题。[83] 除王国维外,罗先生与李慈铭、杨守敬、柯劭忞、沈曾植、孙诒让、章太炎诸人,也多有交往,或相与论学,或通书问难,或共享新材料。[84]后辈中如马衡、容庚、商承祚、唐兰、陈邦直等,也都受到过罗先生的提携与启益。罗先生还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誉。[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