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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8)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炎黄文化研究》 林存阳 李文昌 参加讨论

    四、余论
    近年来关于罗振玉先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但长期包裹在‘罗、王之学’整体叙述中的罗振玉的学术观念,却一直没能得到清楚的辨析”[86]。陈邦直先生曾指出,罗先生是一“多角之天才”,他“既非单纯之学者,亦非普通之政治人物,盖其名利心虽轻,而事业心则重,与其称为学者,勿宁称为实业家也”。[87]那么,罗振玉先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我们又该如何审视这样一位“旧式学者”[88]呢?
    在《金兰坡先生尚友图小象卷·跋》中,罗振玉先生曾评价金传声“传古之功,当世殆无与匹”,“视阮、吴诸贤又何可轩轾乎”![89]其实,这不仅是在表彰金氏,亦表明了他自己的终身传古之志。所以张舜徽先生强调:“先生自著书外,一生好辑书印书,而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使无先生传印之书,则有志考古者靡所取材,无由以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之新风。”[90]正是在长期的政治与学术实践中,罗先生逐渐确立了笃志传古与救世觉民的人生追求。
    而与一般收藏家不同,罗先生虽嗜古但意在传古,并藉编印以广流传。据其自述:“生平无他好,图书以外惟喜收集古文物。……意谓金石之寿有时,不如楮墨。既为之编印流传,则器之聚散,当一任其自然,固不必私之一己也。”[9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古器之流传是自然之事,无需私藏,重点是如何将古器用作治学资料,这才是古器的生命力所在。正如陈邦直先生所言:“先生之收藏,并非求富,亦非为夸耀一时,或买或卖,无非为其研究之资,一生治学,惟以发扬东方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至于一身之名利,子孙之产业,皆非先生所计也。”[92]基于此一理念,罗先生虽喜好收藏,但并非要永久秘贮,而是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之资,“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93],故“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94]。于此,罗继祖先生尝揭示道:“先祖顾尤汲汲以流布为事,非徒夸靡斗博已也”,终身“以表微章隐,守缺抱残为己任。数十年来,既竭一人资力,举殷墟甲骨、流沙简牍、石室秘籍,与夫三代、汉、唐彝器铭刻之属,搜求考订,流布之以饷世。”[95]由此可见,“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96],正可谓罗先生一生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更可注意的是,罗先生之传古不仅限于国内,他还广泛搜求影印流传于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古经籍。历史上由于天灾、战乱以及禁毁等原因,中国古书有不少失传。然在隋唐鼎盛之际,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得到或者抄录了大量的中国原始文献。罗先生在日本期间,著书之余,乃遍访书肆及公私藏书诸家,着力搜求日本流传的中国“秘籍”,并影印传世。如唐元和年间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至五代时已不传,而日本却保留有刻本。其所引诸书,如《桂苑珠丛》、《文字释要》、《文字典说》、《文字音义》、《古今正字》、《字镜》、《字苑》、《音谱韵英》、《韵谱字指》、《字统考声》、《声类》等,都是中原久佚之书,尤可宝贵。而其宝贵之处还在于,能补正今本《说文解字》及后世注解《说文》诸书。由此一端,亦可见罗先生致力于搜求秘籍之良苦用心。
    笃志传古的同时,罗先生还甚为关注讲求正学,以救世觉民。他举孟子“经正民行”之言,认为非讲明正学不能拯救已溺之人心。而他之所以要讲《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也正是为了践行其讲明正学以明人伦、正人心的学术追求。这一追求,在《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罗先生强调,“学问之事,始于淑身,终于淑世”[97],“士为四民之首,其责任至重,世平治则隐居求志,行义达道;世渎乱则救世觉民,守先待后”[98]。因此,面对“名教式微,邪说充塞”的现实,他大声疾呼道:“彼曲学阿世者附会公羊家说,以大同为孔子教旨,此固不足以损圣教之毫发;然郑声紫色,淆视听而乱正学,安得有以斯道自任如孟子者辞而辟之,生民之害庶可已乎!”[99]
    罗先生还很注重“文行并重”,自少年时代便心怀经世之志。在《集蓼编》中,他回忆说:“是时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颇留意当世之故,虽处困,志不稍措。好读杜氏《通典》及顾氏《日知录》,间阅兵家言及防河书。”[100]张绍文跋《扶桑两月记》亦称其“频年乃专意农学与教育二者,以为教养两事,实为政治根本,瘏口焦唇,日咶之于当世,以冀一挽今日之厄运”[101]。基于这一忧患之思,罗先生遂怀抱着“实业救国”之志,积极创办学农社及东文学社,翻译外国农书,培养新式人才;还出国考察教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教育界专门刊物《教育世界》,并在各地兴办学堂,将救国理论付诸实践。尽管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但他的用世之志并未消磨[102],而尤于学问之途笃老不倦。其所刊之书,“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103],皆亲躬其事。无怪乎谢国桢先生如此评论道:“雪堂老人对于学术事业用力之勤,倡导自由研究的学风,以及严谨的治学方法和‘锲而不舍’到老不倦的治学精神,也曾为同辈人所称道。”[104]其实,罗先生的此一为学取向和治学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对学人具有启发意义,值得学界同仁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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