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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部分类:论清代学术之流派 民国初年的学者,喜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来划分清代学术流派。[29]罗振玉先生则不然,他以经史子集区其类别,复以治学领域划分流派,即治某学者有某某几人。例如,经学一目中,他将清代治《周易》者分为四派:汉学派、理象折中派、义理派、辟陈邵图书派[30],每派附以学者们的主要著作;又如把治《尚书》者分为三派:今文派、不分今古文派、古文派[31],同样附以代表著作。这样论述的好处在于,划分明确,条理清晰。一则可以据此了解清代学者争论的问题所在,如通过对治《尚书》者流派的划分可知学者讨论的是《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通过《毛诗》诸派的划分可知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毛诗》和《诗》序的问题等。二则可以据此一窥清代某种专门之学,为后学提供方便,如治《公羊》者,列举了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春秋正辞》、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何氏解诂》、凌曙《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陈立《公羊义疏》、齐召南《公羊传注疏考证》、何若瑶《春秋公羊传注质疑》,而想研究清代的《公羊》学,这几部书是无论如何也避不过的;又如治《仪礼》者,所列书目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蔡德晋《仪礼本义》、沈彤《仪礼小疏》、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学者循此以进,亦能有不少收获。 而值得注意的是,罗先生对清代学术流派的划分与梁启超先生《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有颇多相似之处。众所周知,对有清一代学人的学术成就作出系统总结的,梁先生堪称第一人。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辟四章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较为系统、集中地总结了清代学人在经史子集诸方面的贡献。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之前,这部分大多内容已单独成书。[32]就分类方法来看,罗、梁二先生都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类别(梁先生虽未明确作此说明,但大端可见),每类所介绍之书多有重合,不重合者又多能互补[33]。当然,他们为学宗旨不同,志趣亦有异。首先,罗先生对御制、钦定诸书非常重视,分四部列表予以表彰,并认为统治者的提倡是清代学术兴盛的主要原因;梁先生论学,于政治而外,兼及社会经济,视角更为广阔,且对钦定之书很少提及。其次,罗先生秉承“述而不作”的学术追求,以述为主,鲜下己见;梁先生则于叙述过程中间有评论,且往往论多述少。最后,罗先生恪守四部分类之法,始终以经史子集统领全书;梁先生则于四部而外,更涉乐曲学、物理学、医学等新领域,这也体现了二人政治及学术追求的不同。 罗振玉先生的学术分类方法,一扫门户之见,而以四部分类囊括清代学人著作,清晰再现了他们在经、史、子、集诸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梳理有清一代学术,探究清代学术源流,无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当然,这种分类方法也存着一定的问题。如同一学者的著作散见多处,不利于整体把握其思想体系。此犹编年体之于纪传体,横向有余而纵向不足。像惠栋,罗先生以《周易述》、《易汉学》,居“《周易》”一目之“汉学派”,又以《古文尚书考》居于“《尚书》”一目之“今文派”,“《春秋》三传”之“《左传》”一目,亦见其著作。由此,读者不太容易理清清代某学人治学之全貌。再如,述多论少,鲜有评论,亦不便于读者把握某学人或某著作之孰优孰劣。 (三)亦旧亦新:论清代学者治学之方法 罗先生认为,有清一代学人的研究方法,“或就前人成法而扩充之,或为前人所略、本朝学者所始创”[34]。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他所列举的清代学人治学六法中,征经、审音、捃佚乃“就前人成法而扩充之”,释词、释例、类考则为“前人所略、本朝学者所始创”者。 征经即据经订注。在罗先生看来,汉人治经,笃守师法,“至郑康成,始破师说之拘牵,而兼采众说。即经传有疑义,亦或加驳难”。可惜后世治经者,仍守“师说之旧”,致使“解经多不得圣人之意”、“注传必曲为疏通”[35]。清人则一遵郑玄之法,每据经文以订正传注之误,经义遂明。审音即考古音韵以求义。他认为考古音韵者古已有之,宋吴棫肇其端,至明陈第“始秩然有条理”。清代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始,中经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不断增益,发凡起例,古音韵之学“愈推愈密”,“冠绝前代”。古音既明,更能“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乃就古音以求古义”[36],最终达到审音以求义的目的。捃佚即搜辑佚书。辑佚始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而有清一代更有专门从事于此的众多学人,辑书不下数百种。 清代学人在继承前代成法的基础上,亦多有创获。首在释词,主要指释虚词。经传中素有“实字易训,虚词难释”之说,“语助之文散见经传者,汉以来经师多略而不究,或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不明”[37]。罗先生认为,清代学人独创性的释词方法便是类比,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同一作者,甚或同一作品中虚词的用法,逐次类推,订正前人之误失,使文意明白晓畅。释例之法与释词类似。周秦间古文法与今不同,而后世学人却“执今日文法以读古书,每致扞格不通”。罗先生指出,读古书最好的办法也是“由比例而知触类而长”[38],举用法相同者以比例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俞樾所著《古书疑义举例》。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先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归纳的方法”,即“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39]。至于类考,即分类考究。罗先生以经部为例,阐明此法。清代学人治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各有专长,很多学人穷其一生专治一经,故往往能超迈前贤,有所创见。罗先生认为,经部可分为天文历象、地理、典制、氏族姓名、宫室舆服、考工六类,并于每类之下各列专门名家。此一分类研究的方法,有些类似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但实则不同,其所体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