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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三变:从学术得失中看变迁 罗先生对清代学人的治学成绩,持论较为公允,既肯定了其所长,又不讳言其失。在他看来,清代学术得失各半。 得者有三:一是“师承有自”。清代学术“导源于顾处士炎武。处士之学在明体达用,而绍其学者,亦得其半而已。顾氏之学始传吴中,传皖江,已复传于江苏,并光被他省”[40]。“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41]。二是“研究有法”。前已论及,兹不赘。三是“取材宏富”。清代学人“就传世古器以证经传”,“一洗前人凿空臆定之弊”,且近三十年又有大量出土文献,“可据以考证古文字经史者不少”[42]。 失者亦有三:一是“详训诂而略义理”。罗先生认为,清朝钦定诸经皆“汉宋兼采”,清初诸儒亦“未敢轻宋学”,而后来诸儒皆“贵汉而轻宋”,以致“士气销沉”。二是“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这是针对道光以后今文经学的兴起而言的。道光以后之学者,“舍东汉而师西汉”,诋诸经为伪造,多有误失。三是“疑古信今”。这是针对近三十年西学的兴起而言的。他强调:“近日欧洲新说,皆为中国古代过去之陈迹。”他不能容忍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43],认为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在讲授清朝学术源流时,罗振玉先生并未如王国维先生那样对清代学术进行明确分期,但从他对清代学术的评价中,我们亦可略窥其端倪。在罗先生看来,清代学术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次变化。在“本朝学术之得失”一目中,他分阶段评价了清代学术在不同时期的得失便是明证。他认为国初“汉宋兼采”,训诂、义理并重,“折衷至当”;后来诸儒贵汉轻宋,“详训诂而略义理”,剑走偏锋;道光以降,“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惑众诬民,流毒至今”。其实,罗先生早有“词科之设,为国初学术兴起之根元。至于乾嘉学术之盛,则两朱阮毕诸人提倡之功”的论述。而在《集蓼编》中,他又强调:“本朝经史考证之学冠于列代。大抵国初以来多治全经,博大而精密略逊。乾嘉以来多分类考究,故较密于前人。”[44]接着又说:“有清一代学术昌明,义理训诂兼汉宋之长,中叶以后偏重训诂名物,不能无失。至于今日,人伦攸斁,圣学垂绝,非讲求三千年精神文明不能救人心之陷溺。”[45] 由此可见,在谈到有清一代学术时,罗振玉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国初、乾嘉、道光以降。在各阶段中,他最为推崇国初学术,又能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乾嘉之学,而对于道光以降《公羊》今文经学的兴起却颇有微词。 三、对清代学术的传承 罗振玉先生不惟撰写《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这部彰显清代学术的专著,视角独到、高屋建瓴地总结了一代学术的演进和治学得失;他还通过保存、传布清代的学术成果,承继、阐扬清代学人的治学方法等方式,将清代学术传诸后世,并推进其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而这一系列的学术实践,又促进了罗先生对清代学术整体认知的深入,以及相关专著的撰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