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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水釜山岩刻是“合符釜山”弥足珍贵的原始文字记录 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证明，凡是出土或发现较多陶符的文化遗址，都是原始部落聚居和公众活动中心。这些遗址中不仅有先民的大型聚落、粮食的窖藏、饲养牲畜的圈栏、公共墓地、制陶的窑场，而且往往是部落首领居住、集会、祭祀的重要场所。如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刻符的磁山文化（距今8000年）发现数百个密集分布的储粮窖穴，内有大量腐朽的粟粒。有学者推算，当时收获的新鲜谷物可达十几万斤以上。[7]在这处遗址中还发现石铲、石镰、石磨等成套农具。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113件刻有符号的陶片和陶钵，陶符达34类。这是由两组民居群落和大房子构成的大聚落。临潼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周围5个民居聚落，各个聚落建有大房子，出土了102例陶符。出土陶符较多的秦安大地湾遗址约一平方公里，中间有“殿堂式”大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前堂后室，有左右侧室，已具有早期宫殿性质。[8]p(96)出土了被称为“象两个或更多单个部首构成的会意字‘  ’”的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有民居排房和大型中心广场等。一些学者指出“其中的一些图形文字可能与星象、农事、农具或者武器有关。”[2]p(118)据有关资料，我国已发现了60多个史前古城，面积一般为10万至20万平方米，最大的一座位于湖北天门，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另一座山西陶寺古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9]试想一想，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如此繁盛的物品，农、牧、渔、猎、制造诸多的生产、管理、收储、分配，大型城邑、宫室的建筑设计、农时节气与日历的推演、祭祀仪式程序的设定，单凭经验心记或者结绳记事等手段肯定是无济于事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必然需要“创立文字”，实现“法度章焉”（《汉书?律历志》）。《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伪孔安国《尚书序》则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后汉书?律历志》：“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代日表，以管万事。”这些古人的记载，是不可否认其历史价值的。正如骆宾基所指出的：“我国上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上溯到炎黄五帝时期”（《金文新考》），大量出土的陶符正是原始文字的实物实证。所以说，否认从新石器时期中期（距今9000年）到商代晚期数千年使用传承的刻画符号为原始文字，那就陷入了史前文明虚无主义的错误，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正是这些发轫于9000年以来的原始文字奠定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 徐水釜山岩刻中的许多原始文字从时间上说，从9000年以来就流传沿用，从地域上说在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乃至更广大地区，共识同用，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徐水釜山岩刻中？这是使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黄帝会盟四方，合符釜山就在徐水，徐水釜山是合符活动的中心。根据靳凤云先生关于石龙身下东山洞的109个岩刻符号“手法及刻痕深浅度是一致的”的意见，岩刻原始文字（石龙身下东山洞中的）似应为一人所刻，是合符釜山伟大庆典活动弥足珍贵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