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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三文鱼，最终为什么会在19世纪中叶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从而使得曾经繁荣的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衰落并消亡？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的英国人早就作出了种种思考，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从渔民方面而言，有人认为，因为他们缺乏虔诚，渐渐忘了给教会交纳惯常的捕获三文鱼的什一税，三文鱼也就渐渐从泰晤士河里消失了。这一看法让人联想到有关三文鱼的一个宗教传说。它说的是，在往昔，威斯敏斯特圣彼得修道院院长(the Abbot of St. Peter's, Westminster)主张有权征收伦敦市长大人管辖范围内的三文鱼捕获什一税，并连续征收了几个世纪；其借口是，当圣彼得在威斯敏斯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教堂而使之得到尊崇的时候，他授予这座修道院征收这一捐税的权利。(25)后来，渔民们慢慢忘记了这一条，因而也就影响了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的出没。(26)这一说法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部分英国人是如何忧虑和思考泰晤士河三文鱼以及这一渔业之命运的问题的。 英国人的这一忧虑为时不短，远的不说，至少在1758年，伦敦城市政官水务副手(Water Bailiff of the City of London)罗伯特·宾内尔(Robert Binnell)在有关泰晤士河的描述中即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宾内尔在分析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主要是如何摧毁的”，或“造成泰晤士河这一渔业毁灭的这种巨大罪过的原因”时提及，“捕鱼的时间、季节和方式不合法，所使用的渔网和工具不合法，因此总体上毁掉了这鱼儿的卵、幼鱼和鱼苗”(27)。宾内尔所提及的三文鱼渔业被毁原因可以称之为“过度捕捞”(overfishing)。到19世纪，许多英国人认为，对于一些河流里三文鱼捕获量的减少来说，或许可以用“过度捕捞”加以解释，但是很显然，这并非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消失的原因。譬如，查尔斯·弗莱尔说，“过度捕捞”，无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还是通过不正当的作法，其本身都不足以解释我们的一些有三文鱼的河流的衰竭，以及其他一些三文鱼河流的彻底毁灭。(28)他在这里指的是泰晤士河。他进而说道：“对贸易来说意味着生机的事物，对渔业来说则意味着死亡。在一时的热情之中，这个民族以及公共利益的卫士们彻底忘了三文鱼；‘英格兰的大江大河’(the 'grantz rivers d'Engleterre')被无法通过的堰坝分隔成一段段短促的流域，河水滞留不畅，在下游河道不再快速流动，以迎接到来的三文鱼；尽管贸易表面上在国民眼前增加了，但水下的三文鱼逐渐被窒息而亡。”(29)而巴克兰则在弗莱尔之前描述说：“那位渡夫的看法是，三文鱼不断离开泰晤士河，不是由于那些轮船或者那河里的污水问题造成的，而是由于煤气厂排放的污水造成的。他这么跟我们说的时候给出了理由，我们被说服了，于是就支持他的看法。”(30) 像这样，无论弗莱尔还是巴克兰，他们都指出了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主要原因，即是贸易增长和工业生产对这鱼儿的危害。其实，早在1824年，调查三文鱼渔业状况的议会委员会已认识到三文鱼与贸易和工业之间的绝望的搏斗。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那些大商业城市所在以及工厂主的利益赖以带来大量资本开销的河流，就不要指望三文鱼渔业会繁荣；当它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而近乎消亡的时候，期待它在某时可能会恢复，这一点也许是异想天开。这种情况谅必很明显，本委员会决不想提出有关它们的建议，这么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31) 1860年，议会派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almon Fisher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调查英国主要地区的三文鱼渔业状况。翌年2月7日，该委员会的委员提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报告”(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in the English and Welsh Salmon Fisheries)。该报告揭示，在一些河流再也见不到三文鱼了，在其他一些河流它们濒临灭绝，还有一些河流其数量迅速下降。其中，泰晤士河有5162平方英里的流域被堰坝和污染物毁掉了。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强调，“泰晤士河上的堰坝对那条河里三文鱼灭绝的影响甚至比伦敦的污染物还要大。”当讨论污染时，它又进一步指出，至于某个城镇的日常生活污水的影响问题，它对于鱼儿的损害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而最为致命的污染物则是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所有这些东西在每一条河里都是不容许存在的。(32) 上述一些看法提示我们，在探究19世纪影响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栖息以至其绝迹的因素时，一方面，可以将它们归为两大类，即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两大因素的具体影响或危害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是堰坝或水闸的影响。在泰晤士河上设堰筑坝从而妨碍三文鱼洄游的问题早已出现，前述《大宪章》相关条款的内容即是证明。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问题因多方面的缘故有所加剧，并不断有人谈及。譬如，生活在17世纪的艾萨卡·沃尔顿在1653年首版的《垂钓大全》中谈到，贪婪的渔民设置堰坝与不合法的陷阱，妨碍了淡水中孵出的成群的三文鱼鱼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向大海返回，因而将它们成千上万地毁掉了。(33)也有人指出，就泰晤士河以及诺森伯兰郡的科克河(the Coquet)而言，经渔业检查员仔细调查后发现，最初使得三文鱼离弃它们的原因，是设立了无法通过的磨坊水坝(mill-dam)和水闸，因而切断了三文鱼抵达产卵场所的通道。(34)尤其是水闸，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经由议会通过的为确保泰晤士河通航以大力发展贸易的一些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s)建立起来，它们毫无疑问是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消亡的主要原因。(35)对此，1858年W·怀特先生在其著述中确然地说道： 以前，夏日的夜晚，沿泰晤士河边散步，从桑伯里(Sunbury)(36)往上到温莎(Windsor)，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硕大的三文鱼从柳条依依的河中小岛旁跳出水面，或嬉戏，或飞腾。现在，船闸和堰坝那么不科学地建了起来，因此，即使三文鱼会冲破险阻穿过水潭，它们进一步往上游动也将因这些糟糕的人工建筑物而彻底受阻。(37)这些说法所揭示的问题是，泰晤士河上不断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人工建筑物日益严重地阻塞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因而成年的三文鱼难以轻松地从大海游回淡水故地，产卵、孵化；即使它们英勇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孵化出的鱼苗也难以自在地从河流返回咸水家园，成长、壮大。这一局面，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种群的生存来说，的确具有致命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堰坝和水闸大都位于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河段。譬如，1788和1789年所建的本森闸(Benson Lock)和德伊闸(Day's Lock)都位于牛津郡，1812年所建的克里夫顿闸(Clifton Lock)同样位于该郡之内。因此，它们对于三文鱼洄游的妨碍也只是发生在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上游流域。而前文所说的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绝迹，指的是整条河流都不见这一鱼类之踪迹的情形。这样，就伦敦之下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而言，三文鱼的消失，就不能仅仅归咎为堰坝或水闸等人为的障碍物的影响了。究其根源，还必须重视时人一再论及的污染物的危害问题。这不仅包括泰晤士河沿途城镇日常生活污水排人的危害，而且包括沿途厂矿企业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的危害；对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来说，后一方面的危害尤甚。当然，污染物对三文鱼危害的呈现，也与这一物种自身的生活习性紧密相关。 三文鱼是一个“十分苛严”的物种，它遵循着洄游鱼类的迁徙模式，要经过异乎寻常的喂养，并在咸水中生长、成熟。之后，成鱼回到淡水溪流产卵；在那里鱼卵孵化，鱼苗经由几个明显的阶段发育成长。(38)而三文鱼对产卵环境之要求的严格，从美国生物学家和自然作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 Botkin)(39)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条三文鱼会将卵产在浅水溪流的砾石河床上。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严格的，因此三文鱼十分苛严。雌鱼会仔细地选择产卵的场所。她倒竖着，垂立于河水之中，用力地摆动尾巴，并检查砾石河床，由此测试砾石河床的质量。一定要那种刚刚好的砾石河床；疏而不密，足以腾出空间让水畅流，以便将氧气带给鱼卵，但又不过于疏松，这样河床在洪水季节或高水位期间就不易垮塌；一定要有大小合适的空间，那河床至少必须是其身长的三倍。一旦她认为那砾石正是所理想的那种，她就会产卵。(40)由此可以理解，对三文鱼来说，19世纪的泰晤士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由来已久尤其是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或水闸之类的人为障碍物严重阻挡了三文鱼的通行，使之日益从产卵河段被阻塞开来；另一方面，这一时代来源甚广的大量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耗尽了河里的溶解氧，使三文鱼喘息困难，(41)并逐渐在整条河里“被窒息而亡”。这两方面所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即是泰晤士河三文鱼所需的淡水生境遭到了破坏。于是，19世纪后期以降，尽管处于溯河产卵期的三文鱼几乎年年出现于泰晤士河河口，但是由于这条河一直处于被堰闸段段分隔和严重的污染状态，这鱼儿也就难以重新溯河而上，它们已找不到回归出生故地的路途了。(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