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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19世纪的英国，像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三文鱼消亡的例子决不在少数，在上述的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所巡查的每一条河流里，三文鱼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43)三文鱼在与人类的贸易和工业之战中最终败下阵来，这一变故显然具有多方面的意味，因而反映出了不小的问题。对于三文鱼这一物种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因此理查德·谢尔顿不无惋惜地说道：“在其漫长的进化史上，作为一个物种的大西洋三文鱼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再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44)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早已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一结果的思考；譬如巴克兰十分懊悔地叹曰：“可是，唉！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现在竟然像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45) 诚然，在今人看来，19世纪中叶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绝迹，与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渡渡鸟的灭绝并不一样，因为后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彻底灭绝，而前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某些地方的暂时消亡，但巴克兰的慨叹清楚地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这种变故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毕竟，因设堰筑坝以及建立水闸而妨碍洄游鱼类迁徙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像泰晤士河上所发生的因河水变脏有毒而危及河中物种生存的变故却是旷古未闻。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时刻，恰恰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其经济大力发展、社会根本转型并最终进入城市—工业社会的重要关头。这一亡一兴、两大变化的重叠，决非历史的巧合和偶然，而是工业革命催生的新的工业文明之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同影响的具体体现。泰晤士河三文鱼在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的共同作用下消亡，突出地体现了新兴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其结果。堰坝或水闸自古有之，它们的设立，长期以来对三文鱼的洄游和生存一直是一种威胁，但是，因河流污染使得三文鱼消亡的灾难加剧并实实在在地发生，(46)则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新问题。因此，这种灾难提示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工业革命的后果和影响。 一般认为，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芒图(Paul Mantoux, 1877－1956)等人的著作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47)而新技术的应用、工厂的扩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还有人口及其密度的增大，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而且造成了废弃物的飙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1902年英国化学学会会员、河流检察总长W.内勒在一份指导如何防治河流污染的手册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道： 大约在三四十年前(48)，也即蒸汽机、铁路和远洋轮船给英国工业带来巨大推动力之后不久，问题开始出现了。 1851年大博览会之后，当国家对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大喜过望，当它已不再将1830年的进出口、财政收入、人口、资本投资等与1850年作比较的时候，有人即认为，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会引起反对的废渣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49)正如内勒所认识到的，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和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物质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这些废弃物，包括废水、废渣等等，被人们源源不断地排入流经城镇的河流并向下游转移，在19世纪的英国造成了河流普遍被污染的后果。从泰晤士河的情况来看，1866年有关泰晤士河污染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明确记载如下： 泰晤士河从克里科雷德(Cricklade)到大都市排水系统端点这一段河道，因沿途城镇、村庄和一座座住房所排放的污水不断注入其间，河水总是污浊不堪。有不少的造纸厂、制革厂等工厂企业的废水也流入了这条河。不仅流入泰晤士河的地表水未经任何清污处理，而且各种动物的尸体漂浮而下，直至腐烂靡费。这一区域的所有污染物，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全都注入了这条河；同样是这一河水，在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之后，却又被抽取，用沙过滤后，输入这座大都市供家庭使用。(50)不仅如此，与先前的废弃物相比，19世纪工业时代倾入泰晤士河的废弃物的成分出现了很大变化。早在1828年，英国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外科医生约翰·博斯托克(John Bostock, 1773－1846)在一份题为“论泰晤士河水的自净”的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道： 通过适当的测试，发现水中含有石灰、硫酸、盐酸和氧化镁。还有氧化铝和钾肥的痕迹，但检测不出氨、硫或铁。而石灰、氧化镁、硫酸和盐酸等所有这些成分，比先前检测的泰晤士河水标本里的含量都明显地多得多。(51)紧接着，博斯托克以10 000个颗粒为单位，算出了这几种物质各自在其中的具体含量。就这样，博斯托克不仅指出泰晤士河水中含有大量的诸如动物尸体、腐烂植物以及木头之类的有机物，而且识别出其中含有许多有毒的易溶于水的新的无机化学物质。他认为，正是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和新的无机物的混合，使得泰晤士河处于“极其污浊、腐臭不堪的状态”。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泰晤士老爹”以一副“脏兮兮”的模样存留于世人心中。(52)其结果，使得河里的众多生物和物质受到了这一糟糕状况的侵害。对此，《庞奇》(Punch)上的一首诗作了如下的描述： 污水和着屠宰废，害死我的香睡莲。 特丁顿闸到诺尔，天鹅日益不鲜亮，再不愿来水中逛。 百鸟弃我河岸飞，唯有雀儿恋我长。 莎草悉受污水泡，岩礁尽被污水包。 污水灌满我浴缸，眼睛鼻子全遭殃，双眼失明鼻不灵。 发臭蒸腾加闷热，此乃声声怎了得！(53)该诗文所提及的动植物和其他物质包括睡莲、天鹅、鸟儿、莎草、岩礁等，它们与三文鱼一样，无一不成为泰晤士河污染的受害者。由此可见工业经济之于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从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涉及危害三文鱼的污染物时，为什么芬摩尔的那位渡夫特别强调“煤气厂排放的污水”、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特别强调“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等最为致命。 就这样，泰晤士河三文鱼因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所导致的河流污染而消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固然是这一物种本身的悲剧，但这一变故的悲剧意味绝不仅仅如此。由于三文鱼对英国人来说十分重要，(54)因此这一物种的消亡也就影响了英国人的生计、日常生活以及业余爱好。不仅如此，从上述诗文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人类自身同样饱受着泰晤士河污染的侵害。这正如英国社会史学者安东尼·沃尔所评论的：“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气味恶臭，伤眼刺鼻，对鱼儿有害，对人有毒。”(55)的的确确，危及三文鱼生存的河流污染同样威胁着英国人自身的生命和安全，19世纪疫病流行、“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的出现以及爱丽丝公主号灾难(Princess Alice Disaster)的发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从疫病来看，19世纪霍乱、腹泻和伤寒等流行病肆虐英伦，仅仅霍乱在伦敦就先后于1831到1832年、1848到1849年、1853到1854年以及1866年发生了四次，它们在那里共造成了大约40000人的死亡。(56)当时，英国人已认识到霍乱频发与水污染和河流污染的关联，譬如内科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 1813－1858)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书中即阐明了这一看法，他还特别分析了因泰晤士河河水污染而促使霍乱传播的问题。(57)“大恶臭”指的是1858年夏天在伦敦发生的因排放到泰晤士河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而臭气熏天以至伤人害物的事件。事件发生期间，“在河边作业的人员出现了恶心、腹痛、喉咙痛、头昏和暂时的失明”(58)；成千上万条鱼突然死亡；河岸边的社区腹泻流行；议会的工作甚至都一度受到了影响。爱丽斯公主号灾难则是1878年9月3日在泰晤士河中发生的一艘名为爱丽斯公主号的游轮与一条运煤船相撞以致500多人死亡的事故，(59)事故地点位于伦敦桥(London Bridge)之下的贝津(Baking)和克罗斯尼斯(Crossness)的下水道出口附近。(60)游轮的右舷一侧被撞，断成两截，4分钟内迅速下沉。这一事故被视为环境灾难，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一小时，每天两次排放的75000000加仑(340000立方)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刚刚从这两个下水道排水口排出，于是人们认为污染严重的河水造成了在事故发生处落水的那些人的死亡。(61)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和死亡人数使得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广为人知。(62) 对于泰晤士里三文鱼的绝迹以及上述的种种灾难，我们不妨概括为“鱼殇，人亡”；它们的发生，凸显出河流污染到底会有多么大的危害，以至英国人自己不得不坦承，“由于我们的城市和工厂所产生的垃圾的毒害，我们的河流被毁，它们对于鱼类生命极其有害，对于其他所有生命毫无价值抑或充满危险，这是多么荒唐的事。”(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