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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减轻上述荒唐之事的不利后果，并尽可能地在特定的生长区内恢复或增加三文鱼种群，自这一鱼类在泰晤士河绝迹以及在英国的其他河流减少以来，英国人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甚至包括在世界其他地方培植这一物种的尝试。譬如1867年，弗兰克·巴克兰在领受内政部(the Home Office)之命，出任三文鱼渔业检察员后，很快便组织力量，将包括三文鱼在内的生长快速的淡水鱼种引入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或澳大利亚这些英帝国的新领地，以图增加国内的鱼类供应。于是，一箱箱冰藏的鱼卵被装上船，漂洋过海运送到南半球，投放到最洁净的河流之中。(64)然而，在那些地方，当欧洲的鳟鱼鱼种安然生长时，大西洋三文鱼鱼种却彻底失败了。这鱼儿向北行进、适于冷水的基因禀性，使得它们根本无法适应水温温和且有鲨鱼出没的南太平洋的广阔区域。与此同时，在英国国内，巴克兰巡视全国各地小型的三文鱼孵化场，并与其他的热心者一起，不断在泰晤士河进行放养三文鱼育苗的试验。(65)由于这一试验屡屡失败，而且人们认识到试验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泰晤士河河水的糟糕状况未能有效地缓解，因此，为清理因工业污染三文鱼已然消失的河流而奔走游说，使泰晤士河等众多河流恢复生机并再次成为三文鱼河，成为了像巴克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自然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方人士努力的目标。(66) 这样，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最终被提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的议程。1866年的《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 1866)即以严厉的惩罚规定，禁止向泰晤士河或3英里内任何与之相通的河道直接或间接排入任何新的污水或其他任何令人作呕的或有害的物质。(67)十年后，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即《1876年河流防污法》(the Riv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s, 1876)终于出台，从而开启了治理河流污染的专门立法的进程。(68)至于对泰晤士河污染的治理，英国人尤为用心和努力，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相关举措不一而足。(69)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应得声誉中的最大的污点，莫过于有那么多的河流竟然变成了污水沟；如果伦敦以及坐落在泰晤士河边的其他城市能够将它们国家的这条河恢复到曾经有过的洁净状态，那么，它们肯定可以期待，利兹、纽卡塞尔、格拉斯哥、都柏林以及其他上百座城市也会做到这一点。(70) 上述的治污努力持续了很长时间，投入了很多金钱，二战后尤其如此；仅仅在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出现三文鱼之前的15年，就投入1亿英镑来清理这条河流。(71)这15年清理泰晤士河的努力和金钱投入，主要是由大伦敦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缩写GLC)和伦敦港务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协调进行的。当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并引起公众兴趣之后，在一般人看来，这条河流似乎有望恢复三文鱼洄游，而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像惠勒先生那样的专家则认为，1974年在泰晤士河下游捕获一条三文鱼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只不过证实了这条河的下游现在很清澈，可以养活三文鱼。但由于这里没有了这一物种的原种(native stock)，个别出现的这条鱼一定是误打误撞闯入这条河的。自19世纪前半期的20年间三文鱼洄游因污染被毁，(72)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不见三文鱼向泰晤士河上游洄游，以抵达产卵场所，也就不见幼鱼返回大海。要使三文鱼重新洄游泰晤士河，就必须在这条河里重新放养三文鱼。而重新放养，以及为便利三文鱼通过而清除所有的障碍物，这样的做法太昂贵了，因此三文鱼再一次洄游泰晤士河是希望渺茫的。(73)尽管如此，在泰晤士河水务局(The Thames Water Authority)工作的那位“渔家儿女”休·费什(Hugh Fish)先生却依然满怀希望；他认为，一旦他们英国人对泰晤士河下游的水质以及水流的力量感到十分满意，他们就可以料想(这鱼儿)是有可能会靠近的。果然，1974年之后泰晤士河里又多次出现三文鱼的踪迹，1975到1978年间至少见到三条以上。(74)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泰晤士河水质得到很大改善的时候，英国人在这里开展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旨在这一流域恢复三文鱼的规划，将三文鱼投放到泰晤士河的多条支流。(75)这一工作最初取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有几百条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但是，近年来，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急剧下降，2005年降到最低点；这一年这里没有三文鱼捕获记录。(76)为此，由安德鲁·格里菲斯(Andrew M. Griffiths)——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分子生态学和进化小组的专家所领导的团队，对泰晤士河里有标记的和没标记的两类三文鱼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不仅鉴别了2005年以来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的来源，而且明确了影响三文鱼洄游的环境条件，这与水温、溶解氧和流量特别有关，从而揭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下降的原因。这是因为1989到2006年污洪(storm sewage)的排放量显著增大，由此大量的含高生物需氧量的物质被释放到泰晤士河感潮河段，这有可能降低了河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并阻碍了鱼类的洄游。此外，水流量低也可能是影响鱼类迁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2005年这里之所以没有三文鱼的记录，可能是因为流量低、水质差的相互作用，阻止了三文鱼溯泰晤士河而上。 上述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2005－2008年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并非来源于投放到这条河的外生鱼种，它们主要是从英格兰南部的其他河流游来的，这意味着这一鱼类有可能在它们已绝迹的河流里开启自然地再移生(recolonisation)的过程。不过，该研究同时也特别强调，如果在河流通航、物种栖息地与河水水质方面没有相应的改善，长期放养的做法将是徒劳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三文鱼的保护战略，就像对其他大多数生物的保护一样，应该致力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及其持续性的恢复，而不是这种顶级物种及其直接栖息地的恢复。惟其如此，三文鱼种群似乎才有可能会自然地恢复。(77) 无论如何，上述结论多少给那些一直期待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英国人带来了希望。因为三文鱼的历史变故始终缠绕在垂钓者和其他英国人的“破碎了的梦”中，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三文鱼会洄游泰晤士河，譬如1838年建立的泰晤士河垂钓保护协会(The Thames Angling Preservation Society)就秉持这样的信念。(78)如今，格里菲斯等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让人看到了坚守这一信念的力量。而他们在研究中强调的那些方面，则深刻地揭示了在泰晤士河恢复三文鱼种群的力量之源，这即是河流生态系统之功能的持续性的恢复。他们在表述这一思想时，还参照了2010年9月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发布的一份考察报告的核心观点。这份报告是由生物学家、约克大学教授约翰·劳顿爵士(Sir John Lawto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接受该政府部门的委托后所做并提交的，其核心观点凝结在“给自然腾出空间”(Making Space for Nature)这一主题之中，旨在为促进“生态英格兰”(ecological England)，尤其是“绿色长廊”(green corridors)的建设思虑、谋划。(79)对于这一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格里菲斯领导的团队在跟踪研究泰晤士河三文鱼恢复规划的结果时特别予以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给自然腾出空间”，树立生态系统健康理念，已然成为当代英国人关于如何开展包括河流保护在内的自然保护的共识。 至此，我们看到，从19世纪为了贸易和生产而利用河流等自然环境，并“彻底忘了三文鱼”，到今天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保护自然，并强调“给自然腾出空间”，其间英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思想认识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曾几何时，英国因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从而迎来了工业繁荣、商贸发达和人口剧增的局面。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众多自然水体，不仅作为运输货物的商贸航道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作为消纳废弃物的藏污纳垢之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就在人类的有意利用和无意加害之间，像泰晤士河这样的令英国人自豪的“高贵的河流”，不免成为了公共的污水沟。其结果，即是河流本身的生命力的枯萎和众多水生生物的消亡。到头来，英国人自身也为之付出了“命丧黄泉”的惨重代价。 今天，我们翻开英国环境史上这沉重的一页，再叙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如何落网的故事，揭示历史上这一繁盛的物种曾经如何在堰坝和污染物这两大“杀手”的合谋之下而亡，由此透视河流污染的严重后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提示人们如何看待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于启发人们如何从这一历史及其影响中总结并汲取教训。就此而言，格里菲斯等科学家所参考并强调的“给自然腾出空间”的理念，不啻是英国人积极反思之前的不当发展及其问题并汲取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的体现。从中，既可以看到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大趋势，又可以看到它们在环保方面的新思路。这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和对待自身当前的问题，尤其是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以惠及民众的同时，如何考虑自然本身的需要，为自然留出空间，增强生态系统健康意识，是有着启发意义的。譬如它可以启发我们深入考问并探究，在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的“河湖水系连通”治水方略，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水生生物的生存、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等等方面，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作者附言：本文系2013年6－8月本人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开始撰写的项目书稿的第一章的主要部分。这一项目题为“脏兮兮的‘泰晤士老爹’：1840年代到1980年代泰晤士河的污染与治理”，旨在研究和讲述泰晤士河是如何从严重污染状态中恢复生机的。这被当代人视为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在现如今全球淡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感谢慕尼黑大学教授、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毛赫(Christof Mauch)，以及该中心联合主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德意志博物馆研究主管赫尔穆特·特里施勒(Helmuth Trischler)，因为他们的选择，我才能成为卡森研究员(Carson Fellow)。为此，也要感谢美国环境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海外文教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博士的推荐和支持。还要感谢卡森中心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做兼职工作的图书资料员，因为他们的帮助，我得以及时借阅许多图书资料，从而能顺利地从事项目研究和书稿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