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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见，汉文古文献记载表明，通过药物交流、道教传播和佛教交通等多种途径，中国炼丹术在唐代以前当已传人印度。无独有偶，古代印度文献记载和历史传闻同样表明药物交流和宗教传播途径所起的关键作用。 药物交流方面，例如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政治著作《利论》(Arthashastra)(31)，同时也是印度早期化学、冶金与医学的重要文献，书中有使用外来药物的迹象，有学者认为硫化汞来自中国，锡石来自马来亚与波斯，银矿来自阿富汗与波斯等。(32)由于印度相关文献的缺乏，我们很难找到关于中国炼丹药物的直接记载，不过通过语源学研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印度学者Vijaya Deshpande介绍，梵文丹砂“”一词在梵语中找不到语源，而古代印度又从中国大量输入丹砂，因此有意见主张这个词应当具有中国根源，如S.K.Chatterji认为其源于tsintung，意思是中国铅，不过Vijaya Deshpande否定了这个看法。(33)她认为，铅和云母的梵文名称应与中国炼丹术有关。在古梵文中，Nāga一词的意思是蛇、眼镜蛇或居住在pātāla(地下世界)的半神蛇龙，因此在汉译佛经中Nāga一般翻译为龙，如Nāgārjuna译为龙树。但在印度炼丹术中，Nāga同时也是铅的名称，这种情况与中国炼丹术相近，因为后者有时也将铅称为龙。云母虽然在印度谷文明时期已见有使用，但因早期阿输吠陀文献《阇罗迦本集》、《妙闻本集》等均未提及云母，因此印度人对云母药用价值的认识可能较晚，但在炼丹术中它却是一种重要成分。云母的梵文名称有多种，其中Abhraka的意思是云的制造者(Maker of the cloud)，与汉语“云母”一词意义相同。(34)基于语源学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另一方面，古代印度有中国炼丹术传入的传说，正与汉文古文献记载相呼应。据印度学者介绍，泰米尔语文献提到18位悉达(sittars)，其中有一人名为博加尔(Bogar)，很多泰米尔语炼丹术与医学文献均托其名下。据说博加尔是中国人，大概在3世纪时到达印度，游历了巴特那、伽雅与南印度，从泰米尔圣人那里学习印度炼丹术与医学，同时向泰米尔人传授这方面的知识。然而那些托名博加尔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佛教文献。博加尔游历阿拉伯后返回中国，更有传闻说他的一些泰米尔徒弟跟随其到达中国，在掌握了一些机械工艺后回到泰米尔纳德地区。Iyer在文章中提到另一位中国人普里巴尼(Pulipani)，说他曾与博加尔一起在泰米尔居住，很多泰米尔语的魔法、炼丹术与医学著作出于其名下。(35)关于博加尔的传说长期以来在印度南部流行，学者们试图通过文献找到其历史依据。如Vijaya Deshpande称，是一部撰于中世纪早期的印度密教经典，数章内容涉及炼丹术，其中第一章提到一部中国典籍，她认为这是中国炼丹术传入印度的证据。此外，她还对一部题名为博加尔的泰米尔炼丹著作Bogar Karpam-Three Hundred进行过研究，发现书中一些炼丹方法、药物使用等与《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内篇》的一些内容很相似，尤其书中记载了一种名为“中国银”的炼银技术，这说明博加尔很可能的确来自中国，并将中国炼丹术传播到了印度。(36)这种基于文献的炼丹比较研究是另外一项有待深入进行的重要工作。 泰米尔大师们的著作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关键线索，即中国炼丹术向印度传播过程中，密教很可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印度著名学者德·恰托巴底亚耶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他说：“所以泰米尔大师们这些著作的特殊关系有两方面。第一，它们指明印度和中国之间科学或原科学思想和技术的某种交流。……第二，根据这些泰米尔资料的证明，这些科学知识的交流是通过密教的媒介才发生的。”(37)李约瑟早先曾怀疑唐代中土密教僧人可能与炼丹术有关涉，但苦于难以求证。他说僧一行是当时最伟大的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仅仅这一事实就要使我们停下来考虑一番，因为它提供的线索说明这种形式的佛教对于各种观测和实验科学可能具有的意义。如果没有和炼丹术方面的联系，那就会使人惊奇了，但是这个题目是很难研究的，因为由于明显的原因，密教徒并不大肆宣扬他们的方法”(38)。事实上，印度来华僧人对道教方术并非一味排斥。长期以来我们多关注佛道之间的尖锐对立，神仙方术尤为佛教所不齿。然而考诸史籍佛典发现，在佛道交锋激烈的六朝时期，西域来华僧人竟然多以术显，其通晓道教神仙方术如尸解、辟谷、服气、服饵、房中者多与密教有涉，相关记载多见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至于中土佛教融摄道术者在六朝后期也大有人在。梁净土宗大师昙鸾(476-542)曾向陶弘景求取长生之术，陶赠以仙经十卷。昙鸾准备依方修炼，后至洛下碰到印度僧人菩提留支，便问他道：“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遂授昙鸾《观无量寿佛经》，昙鸾顶受之，并将陶氏所赠仙方焚毁。(39)论者多将此事视为佛教排斥道术的典型，事实上昙鸾不仅注意到印度有长生不死之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道术修炼，精通炼气，并著有多种炼气著作。天台宗二祖慧思(515-577)甚至提出“欲安众生先自安”的思想，认为护法须先求长寿命，其方法竟是“得好芝草及神丹”、“藉外丹力修内丹”。(40)总之我们可以确信，在六朝时期道教神仙方术向印度传播过程中，道释二教与印度密教往往交融在一起形成合力，其中密教很可能起到枢纽作用。这种似乎颇为隐秘的文化传播行为实际上在持续地进行，其影响很快在唐初汉译印度密教典籍中露出踪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