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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②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James Person, "We Need Help from Outside: The North Korean Opposition Movement of 1956", CWIHP Working Paper, No. 52, August 2006; Balazs Szalontai and Sergey Radchenko, "North Korean's Efforts to Acquire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Weapons: Evidence from Russian and Hungarian", CWIHP Working Paper, No. 53, August 2006. ③Kim Hakjoon,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45-1985, Seoul: Korean Research Center, 1985;  , 2009; Bernd Schae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 1949-1989", CWIHP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WIHP Working Paper, No.44, October 2004;Shen Zhihua, "Alliance of ‘Tooth and Lips'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Alliance, 1946-1958", Working Paper Series 08-09, The U. S.-Korea Institute at SAIS, December 2008: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沈志华:《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 ④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08—111页。 ⑥《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匈牙利外交部的报告》,1961年3月16日,MOL,XIX-J-1-j Korea,5.doboz, 5/bc, 0030/RT/1961。转引自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No. 24, pp. 121-122。 ⑦《朝鲜煤炭工业情况资料》,1962年4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133-08,第1—11页;《中国友好代表团访朝报告》,1965年9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79-04,第42—45页。 ⑧《关于抢运对朝鲜出口煤的紧急通知》,1961年1月20日,河北省档案馆,907-5-222,第2—3页;《关于抢运对朝鲜出口煤的紧急通知》,山西省档案馆,C55-1013-23,第1—2页。 ⑨《国务院关于下达1961年第一季度对朝鲜出口煤炭计划通知》,1961年1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907-5-222,第4—5页。 ⑩《国务院关于在12月份内预交1962年向朝鲜出口煤炭八万吨的通知》,1961年11月29日,河北省档案馆,907-5-222,第9—10页。 (11)《周恩来总理回访金日成首相谈话记录》,1961年7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1454-01,第1—12页。 (12)《金日成接见我国政府经济友好访问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767-01,第1—13页。 (13)《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中朝关系大事记》,1961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644-01,第18页;《周恩来接见李周渊谈话记录》,1961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1-06,第17—24页。 (14)《关于我国援助朝鲜的十万锭棉纺织设备问题给石家庄市、邯郸市人委的函》,1962年1月5日,河北省档案馆,907-6-98,第3页;《为援朝10万锭棉纺设备由邯郸停工厂拆运事》,1962年2月1日,河北省档案馆,907-6-98,第11页;《关于援朝纺织设备拆运问题的通知》,1962年2月3日,河北省档案馆,907-6-98,第6页。 (15)《苏朝长期贸易谈判情况》,1960年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2,第36—37页。 (16)《驻苏商参处致外交部、外贸部电》,1960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2090-02,第40—41页;《苏联和朝鲜签订技术援助协定》,《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8日,第5版;《朝鲜对苏联和东欧六国贸易资料》,1963年8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720-02,第164—185页。 (17)《关于苏朝贸易谈判问题》,1961年7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023-04,第87—88页;《苏联免除朝鲜偿还朝战时军事贷款问题》,1961年11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023-04,第126页。 (18)《朝驻保大使谈苏联借我粮食事》,1961年5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023-04,第75页。 (19)《乔晓光致外交部电》,1961年4月14日,《外交部致乔大使电》,1961年4月16日,《乔晓光致外交部电》,《朝鲜政府的声明》,1961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61-03,第41—42、48、49、51—53页。 (20)《朝鲜对国内外若干重大问题的提法》,1961年8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9-01,第28—37页。 (21)《驻朝使馆致外交部等电》,1961年8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579-12,第19—21页。 (22)具体签约过程详见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 (23)第一个“七年计划”原本预定的时间为1961-1967年,但由于未预计到军费开支激增,导致原定计划无法完成,因而决定将计划年限延长三年,至1970年结束。 (24)《驻朝使馆致新华总社等电》,1961年8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578-03,第19—21页。 (25)详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九、十章;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三卷第一、二章。 (26)《驻朝使馆致中联部、外交部电》,1961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023-04,第134—135页。 (27)《匈牙利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1962年2月5日,KTS,13.doboz,27/a,002307/1962,转引自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97;《朝广播委员会副委员长柳永灼谈有关朝鲜广播问题的情况》,1962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645-03,第120页。 (28)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三卷第二章。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99页。 (30)《金一接见叶季壮的谈话记录》,1962年1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1-04,第32—35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2页。 (32)《李先念与李周渊谈话记录》,1962年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1-03,第36—40页;《朝鲜政府贸易团情况简报(第三号)》,1962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1487-02,第18—20页。 (33)《1963年对朝鲜越南贸易谈判工作总结》,1963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008-18,第48—53页。 (34)《周总理接见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谈话记录》,1962年11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381-02,第41—47页。 (35)《关于中日贸易关系和中朝长期贸易协定问题的通报》,1963年1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1589-04,第10—12页。 (36)《外贸部关于1962年对朝鲜越南贸易谈判工作总结》,1963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008-18,第48—53页。 (37)《朝鲜政情(第十二期)》,1963年6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8-01,第47—48页。 (38)同上,第47—48页。 (39)《外经委致纺织部函》,1964年11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6-1105,第59页。 (40)《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关于朝鲜要求增供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函》,1964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6-1105,第93页。 (41)《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关于朝鲜要求追加针织设备的函》,1964年12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6-1105,第70页。 (42)《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致针织对外工程公司函》,1964年12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B134-6-1105,第95页。 (43)《开城联络处致郝大使、外交部、总参谋部电》,1963年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720-08,第14—15页。 (44)《崔庸健委员长访华简报(第13号)》,1963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1267-05,第7—10页。 (45)《报李范旭向我记者所谈问题》,1963年7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351-04,第9—10页。 (46)《朝今年庆祝“八·一五”活动与去年之不同点》,1963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351-04,第12—13页。 (47)《驻朝使馆致外交部电》,1963年9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129-06,第71—81页。 (48)《中联部领导关于朝、越、蒙、苏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讲话记录》,1963年4月19日,江苏省档案馆,3124-0177,第92—113页。 (49)《姬鹏飞致外交部并报中央电》,1963年9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566-02,第139—140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 (51)《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贸易代表团团长、朝鲜贸易省副相方泰律和代表团部分团员的谈话记录》,1964年9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34-02,第17—24页。 (52)《朝大使说朝已停止转播莫斯科的朝文广播》,1962年4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46页。 (5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2年4月5日,MOL,XIX-J-1-j Korea, 13.doboz,27/a, 0025/RT/1962。转引自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p. 123-124。 (54)《伊朗、朝鲜留德学生与我同学所谈情况》,1962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37—138页。 (55)《苏出版〈金日成著作和演讲集〉》,1962年4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45页。 (56)《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62年8月14日,AVPRF(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fond 0102, opis 18, papka 93, delo 5, listy 3-9。 (57)《朝驻苏大使谈情况》,1962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55—156页;《朝鲜政府贸易团情况简报(第二号)》,1962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1487-02,第13—17页。 (58)《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62年11月14日,AVPRF,fond 0102,opis 18,papka93, delo 5,listy 152-154。 (59)《朝外相朴成哲介绍朝军事代表团访苏情况》,1962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645-03,第135—136页。 (60)  ;《朝鲜〈劳动新闻〉一月三十日发表社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人民日报》,1963年1月31日,第1版。 (61)《郝德青致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1963年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718-01,第39—44页。 (62)《朝党近来特别强调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1962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33—134页;《报方泰律副相与李参赞所谈问题》,1962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222-07,第135—13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659页;《朝外相朴成哲介绍朝军事代表团访苏情况》,第135—136页。 (63)《匈牙利驻朝使馆给匈牙利外交部的报告》,1964年6月29日,MOL, XIX-J-1-j Korea,5.doboz, 5/bc, 004558/RT/1964。转引自Bala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pp. 135-136。 (64)《朝鲜对苏联和东欧六国贸易资料》,第164—185页。 (65)《朝鲜经济贸易简况》,1965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846-01,第22—25页。 (66)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第三卷第四章。 (67)《李周渊与李强谈话记录》,1965年12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230-01,第34、43—45页。 (68)《金一接见李强谈话记录》,1965年12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230-02,第46—51页。 (69)《驻朝大使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5年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80-05,第46—49页。 (70)《李强致周恩来的报告》,1965年12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77-02,第11—12页。所谓将无偿援助转为贷款,只是朝鲜人要争个面子,不想让外人看来朝鲜过于依赖中国。其实,以往给予朝鲜的贷款,能够到期归还的很少。 (71)《金首相与李副总理谈话情况》,1965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77-04,第21—25页;《金日成会见李先念谈话纪要》,1965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77-05,第51—56页。 (72)《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情况》,1965年2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2833-03,第34—37页;《朝大使向潘大使介绍柯访朝情况》,1965年3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96—97页。 (73)《苏修向朝提供装备物资和技术援助的新动向》,1965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06—107页。 (74)《朝大使谈朝军事代表团访苏情况》,1965年6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14—115页。 (75)《朝鲜今年纪念朝苏、朝中友好条约和去年的不同做法》,1965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19—124页。 (76)《苏修大肆拉拢朝鲜妄图分化国际共运左派力量》,1965年8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27—130页;《朝苏关系的新动向》,1965年8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31—134页。 (77)《朝鲜纪念十月革命节情况简报》,1965年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3640-02,第150—152页。 (78)《金首相接见我人民代表团时的谈话情况》,1965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79-08,第85—88页。 (79)《焦大使拜会朝外务相朴成哲》,1965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1480-06,第36—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