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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苏在援朝问题上的积极性有所不同,但能够同时获取来自两方的支援,对朝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因此,朝鲜在处理中朝、苏朝关系时,尽可能在中苏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感念中国援助尽己所能、有求必应,朝鲜对华友好态度趋于明朗,在外交领域也更加趋向于配合中国。中朝之间加紧了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1961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1956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故事前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19)在中朝关系升温的同时,对于苏朝关系,朝鲜也依旧交好。7月6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将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开辟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7月15日,他又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称:“朝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坚定不移的,是永恒不灭的。”(20)对于苏共公布的新党纲草案,《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苏共新纲领草案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21) 中苏分裂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得朝鲜得以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两边获益。1961年7月,朝鲜在一周之内,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过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签订同盟条约,朝鲜不仅同时强化了中朝、苏朝关系,并且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从而取得中苏分裂后的重大实利。(22) 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金日成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到巩固,朝鲜日益感到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1961年8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来祝贺。在代表大会期间,朝鲜劳动党公布了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七年计划”(23)的宏伟蓝图。会议认为,劳动党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友谊和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金日成7月率团访问苏联和中国,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24) 不过,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益的境遇并未维持多久。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大会不仅再次批判斯大林及“个人崇拜”,还公开批判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影射攻击中国。中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周恩来为此提前回国,毛泽东等人特意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联表明中共的不满。(25)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加剧了中苏矛盾,也让金日成感到愤怒。当年11月27日,金日成在党内做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26)不久,平壤中央电台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27)朝鲜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偏向中国的立场。 1961年,在中苏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为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向朝鲜提供援助,苏联对援助朝鲜态度转趋消极,但并未中断援助。利用中苏分裂的机遇,朝鲜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从而两边获益,谋取实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