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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4.10—1965)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希望借此契机改善中苏关系,为此派出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然而苏联之行不仅未能缓和对立的中苏关系,反而比预想的结果更坏。1965年,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发生新的冲突,前者涉及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以此会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共在苏联提出的援越“联合行动”问题上拒绝合作。(66)这一时期,中国对朝政策仍以加强双边关系为导向,对朝援助依然一如既往。苏联的对朝政策则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而发生变化,由于越南局势的升级,苏联对亚洲事务给予更多关注,在增加对越援助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 1965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一份是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1965年12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万吨石油和3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67)中国如此慷慨出乎朝鲜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万分感激,说朝鲜“只有靠中国,无别人可靠”,并对朝鲜在经济往来和贸易中亏欠中国很多债深感歉意。(68)金一还反复对中国大使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向给我们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应团结,共同对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69)在与李强会谈后,朝鲜又提出三个要求:第一,300万美金不必作为无偿援助,可以作为贷款,3年后归还;第二,朝鲜大米卖不出去,想请中国帮忙,明年用英镑收购5至10万吨;第三,英国人不让朝鲜人进入香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在香港做生意。周恩来批示,300万美金可以作为贷款,不列入协定,归还期5年,其余两项由李强负责解决。(70)12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往朝鲜签署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金日成在与李先念的会谈中,抱怨苏联在进口商品中坚持要有色金属、苹果、鱼类,给朝鲜人民生活造成影响,对于中方所提供的支持大为称赞,直言中国是在帮助朝鲜还债,中国在长期协定中克服自身困难每年供给朝鲜的钨砂,朝鲜炼成高速钢卖给苏联1万吨,折成2000万卢布,抵消一部分因贸易逆差产生的贷款。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中朝两国是兄弟,将始终共命运,将来一旦有事,还要并肩作战。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关系改变。现在帝、修正在掀起反华运动,企图孤立中国。我们同中国站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孤立中国的斗争,并有决心准备同中国一起受孤立。至于对苏联的看法,金日成承认中朝两党的认识不同,但强调朝鲜“反修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今后也会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斗争”。(71) 就在朝鲜对中国经济援助表示感激,并承诺朝鲜将永远与中国命运与共、并肩作战之时,朝苏关系也因为苏联重新恢复对朝援助而开始升温。1965年2月,柯西金访朝,大谈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说美国是侵略性的国家,还承认过去反斯大林不对,以后不再攻击斯大林了。(72)柯西金访朝后,苏联开始重新向朝鲜提供机器设备,如嘎斯69汽车、安24型飞机、平壤火力发电站所用煤气管道等。据参加会谈的朝方译员透露,现在朝鲜要什么,苏联就给什么。大量苏联专家来到平壤,已到100多人,朝方正在为他们修建房子。苏联还开始接受朝鲜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经停工多年,现在又开工了。(73)5月,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访苏,通过谈判,苏联恢复了已被赫鲁晓夫停止3年的对朝鲜的无偿军事援助。(74)苏朝关系由此开始升温,与往年相比,7月份庆祝苏朝友好条约签订的活动“规格提高,气氛热烈”,《劳动新闻》、《民主朝鲜》都发表了社论,还摘登了几次苏联大使的讲话,大力宣扬苏联对朝鲜的援助。相反,庆祝朝中条约签订的活动则比去年明显下降,力求与苏联平衡。(75)在“八·一五”解放日,苏联和朝鲜都分别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苏联不仅派出专门代表团访朝,还在莫斯科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开演朝鲜电影专场,广泛宣传报道朝鲜的成就,介绍朝鲜的经验“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声称苏联将“竭尽全力”发展苏朝友谊。朝鲜则隆重地接待了苏联代表团,在宣传中强调朝苏友谊是在长期斗争中凝成的,进一步肯定苏联新领导人和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76)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情况也与往年不同,只字不提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只是笼统地提一下反修,而大力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突出苏联的作用。(77) 当然对于中国,朝鲜仍旧希望保持友好关系。在对美国的斗争中,朝鲜离不开中国的支持。1965年10月28日,金日成接见中国人民代表团时说:“今后在朝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求援的,要共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东北是我们的后方,全中国也是我们的后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78)12月1日,朝鲜外相朴成哲对中国新任驻朝大使焦若愚说:“我们两国,是兄弟国家,是盟邦,是邻邦,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了传统的友谊。我们两党两国,共同反对修正主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79) 1964年底至1965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中国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地援助朝鲜,苏联也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朝鲜又得以在中苏分裂的契机下两边获益。为了获得更多的援助,尤其是相较于中国援助而言质量更好的苏联援助,朝鲜在与中国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逐渐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朝鲜试图在中苏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 不过,朝鲜的等距离外交并未持续太久,1966年中国国内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