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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37) 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38)1963年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39)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40)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41)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42)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43)1963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刘少奇讲: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朝鲜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44)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鲜停止出版《朝苏友好报》和《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都不能去,但中国记者可以去。(45)“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46)对此,中国感觉良好。驻朝使馆评价道,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表态及时”。(47)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