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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朝蜜月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2-1964.10) 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相继发生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偏袒印度。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两党会谈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已难以实现妥协。1963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开始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相互批判对方的对内对外政策。(28)中苏公开论战不仅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对立加剧后,鉴于中朝两党都对苏共路线不满,加之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在中国援朝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响,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同一时期,苏联着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更加注重挑选对象,不再执迷于通过广泛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影响。苏联对朝援助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在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亿元赤字的缺口。(29)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30) 或许是中朝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顺利进展给了朝鲜人信心,年中朝鲜方面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31)10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32)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25%,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33)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34)11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35)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