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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模式、过程与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晚清金融思想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即是在保持与世界经济、金融和思想接触的开放环境中,以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础引进外来先进思想,并通过对其学习、选择与变通来实现传统金融思想的现代化。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且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金融思想的转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以清末新政为界可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起步阶段:1840-1899年 在晚清金融思想转型的起步阶段,国人初步接触了西方金融学说和制度知识。在国人刚“睁眼看世界”的19世纪40年代,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代表,启蒙思想家开始在介绍西方经济文化情况的博物志中描绘和赞赏其银行和保险,但仅限于制度知识,并未进一步关注金融理论或提出建设新式金融的主张。太平天国时期,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洪仁玕和容闳虽有此类主张却无法落实。这虽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还不曾达到一定程度,其对新式金融和新金融思想的需求还比较有限。 随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入侵不断深化,国人日益认识到时局的严峻性和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向西方追寻治国救亡之道成为社会主流思潮。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催生了许多新式工商企业(图2),其现实金融需求推动了新式金融思想的发展。例如,洋务派首脑李鸿章关于“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⑩的金融建设思想与主张就是由洋务企业的风险配置需求所催生的;而贸易融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等金融需求也推动了自办银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11)此类金融思想的落实最终促成了第一家本土保险企业(1875年的保险招商局)和自办新式银行(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当然这一过程也难免出现波折,例如早期曾有些组建银行的计划,因资金缺乏或遭反对而失败。此外,洋务运动创办的教育和翻译机构还为西方金融学说正式引入提供了平台。 甲午战败宣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败于近邻日本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激发国人对如何进一步学习西方的问题做了大量讨论。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比洋务运动牵涉更广、改革力度更大却未能妥善落实,在反对势力的阻止下流产,但其中的一些实业、金融和教育政策为以后的思想变革与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和舆论上的准备与启发作用。(12)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起步阶段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始介绍西方经济、金融理论和制度知识,并尝试着将其本土化,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后一阶段的转型有重要影响;其二是将西方金融法规译成中文,作为呼吁建立新式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基础,(13)且部分倡议得到了局部落实,对新式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和指导作用。 不过,少数先行者的吁请并不等于全局性的转变,清末新政前的金融思想转型也有不少局限。首先,从金融建设过程中曾出现的强大阻力可以看出,这些发展新式金融的主张在当时仍属思想前沿,未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共识;其次,金融问题在该时期常从属于政治和经济范畴,仅有的两部金融学书籍也并非国人所译;最后,这一时期的金融思想从整体上看还属于传统思想加新金融知识的混合,分析视角多数仍以国家为本位,研究方法偏重于文字定性讨论,关注焦点仍主要集中于以货币金融和政府筹资为代表的现实问题等。 晚清金融思想转型在第一阶段进展较慢,并存在诸多局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地方洋务派虽然兴建了一些新式企业,但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不够充分,导致未能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转换与广泛的新式金融需求,致使金融思想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不足;其二是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并没有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限制了西学的传播,致使金融思想转型的外部激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传教士狄考文也曾批评中央政府对是否以新学为标准选拔人才的态度不明朗,使得有志青年只能观望,以免“屠龙之术成,枉费千金”。(14)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前述两点都可归结为涵化(即异质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心态问题。中国曾不止一次被拥有异质文化的外族所击败,却从未丧失民族自信,因此能保持相对平和的文化交流心态。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却动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前所未有又势在必行的文化变迁令人痛苦和难以接受。因此,许多国人采取了“分化”(separation)的态度,死守传统教条和回避新文化,只有少数先行者能试图寻求两种文化的“整合”(integration)。但即便是这些先行者,在向这些“蛮夷”学习的过程中也非常痛苦和矛盾,在支持改良的同时总要说西方文明与科技本来就“来自东土”,所以学习西方不过是“继往圣之绝学”而已。这种在戊戌变法前的先进思想家中几乎没有例外的主张,其实质是自我欺骗与麻醉(胡寄窗,1984),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然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解释。(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