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政府改革又是关键所在，这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在改革中需要进一步精准化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明确各级政府在不同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方面的经济职能，更好发挥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政府改革的成功、关系的理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从严治党、坚决反腐。没有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没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也不可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外经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要进一步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和完善市场秩序，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应审时度势、稳步推进、坚持不懈。 2.财政收入政策应实行根本转变。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期间，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基本实现了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但是，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则仍然延续着由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创造财富环节征税为主的传统政策。这种政策在财富主要为国家所有、个人占有的财富很少或者比较均等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当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已经为私人所有，并且占有程度严重不均等时，继续这种财政收入政策，不仅会同时抑制社会供给和需求，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阶层、利益的固化，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因此，在经济增长速度转为中高速、财政收入增速也将同步下滑的条件下，税收对象应该及时由生产、流通环节为主转向已有财富、资源为主，以弥补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缺乏，而且也可以借此缩小贫富差距，为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3.产业政策应该向结构升级和创新倾斜。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5月27日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政策，试图恢复在最近20年经济全球化中所转移出去的制造业，这必将增加未来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压力。因此，尽管积极发展小微企业，降低其门槛，鼓励创业，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又可以活跃经济。但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解决从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环保型产业升级。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加大对大型国有、混合所有制和民营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扶持，加大淘汰“三高一低”企业的力度。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方面，农业现代化是薄弱环节，应该在产业政策方面，对农业制度和技术创新加大支持力度，从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步伐。 4.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增加“公共消费”比重。从上个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到本世纪前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人均收入和资本存量发生了跨越式的根本性变化，由人均800美元达到了将近8000美元；庞大的社会游资和外汇储备、日益增加的海外投资和每年50万亿元以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庞大的过剩产能，都反映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已经迈过了资本稀缺的“贫困陷阱”，经济发展也已经从“供给约束型”转为“需求约束型”。根据世界上曾经处于同样收入水平国家的经验教训，凡是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实现了由“个人消费”为主向“公共消费”为主的升级，当人民由“温饱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公共产品和服务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也将日益提高，人民开始越来越关注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共交通问题、生活环境问题等。因此，在“十三五”规划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但是其中政府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不仅应该主要转向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而且应该同时扩大对公共服务的支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高质量。但是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增加公共消费比重时要适当，即处理好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