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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秦律令方面的简牍资料应该说非常丰富，也非常有趣。这种丰富和有趣在未来几年还可能大大扩展。岳麓秦简法律类文献将陆续出版。里耶秦简以行政文书为主，也有大量律令及其被执行的记录，现在只发表一万七千枚中的两千多枚，今后还将继续发表。睡虎地汉律也将刊布。这些资料的发表，将大大推进秦和汉代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研究。 简牍与秦简牍 中国先秦到东晋，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商周甲金，东晋纸，唐代雕版，宋活字，晚清西方印刷术，近年电子书）。 从先秦到东晋，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东晋以后，纸渐渐流行开来。东晋末年，朝廷用法令规定，凡是用简的文书都要用纸来书写。在这之后，书写的主要载体变成纸。一般说东汉蔡伦造纸，现在也有人说秦代就有纸。但早期的纸质量不够好，不便书写，在其后几百年间并没有取代简牍。在秦、西汉、东汉、西晋到东晋，主要的书写载体还是简。在更早的商周时期，通常认为是甲骨文、金文流行，那个时候有没有简牍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现在看，仰韶文化的彩陶画，就是毛笔蘸着颜料绘成。当时按说就具有简牍的书写条件。但比较有把握的是，简牍的书写大概在西周。《诗·小雅·出车》中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思是“哪个在外面征战的人不思念家乡呢，是因为敬畏这个军令”。“简书”就是简牍文书。这是西周时使用简牍的直接证据。但是从考古学角度看到的简牍实物比较晚，现在最早是在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在战国早中期之交。 简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专业领域对简牍名目有非常细致、甚至很有争议的界说，我们暂且不谈。一般来说，我们把狭长形的竹片叫做“简”，比较宽厚一些的木片叫做“牍”，进而用“简牍”指称那些在战国秦汉时期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的文献。虽然说“简牍”，但在秦代其实用简比较少，用牍比较多。以前以为用竹简还是木牍，大概因各地的地理条件而异，南方多用竹子，北方缺竹子就多用牍。现在发现这个判断并不正确。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就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县城，在一个古井里发现三万多片简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牍。后来又发现秦的一些律令规定，什么样的文书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书写，其中说的都是牍。在秦简牍中，“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名称也还没有发现，却常常看到在牍的上面写明它就是“牍”的实例。 有则材料就是这样。里耶8-1517一面写道：“丗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仓衔敢言之：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牍北（背）……”另一面分三行记写“令佐温”和两位更戍士兵的身份和名字。“仓”是迁陵县管理粮食的官署，“衔”是“仓”长官的名字（秦汉时县乡和一些官署中第一长官的职名往往省略）。“北”和“背”字相通。古人把打败仗叫“败北”。打仗时一般面向敌人，因为恐惧背对敌人逃跑，这个“北”就是“背”。“疏书”是指分条（行）书写，“牍北（背）”显然就是指这件文书的另一面，“吏徒”是在另一面记写的三位军人。“吏徒”曾见于云梦睡虎地秦律，整理小组以为是“吏和徒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注释”第156页）。把文书两面的内容对照，可以知道其实是指军官和士兵。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牍北（背）”。既然文书的另一面称“牍北（背）”，书写文书的东西当然就是“牍”。这就是“牍”自称为“牍”的有力证据。现在还不清楚的是，“牍”的正面与背面，是概念上的东西还是物理上的东西。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在制作牍的时候就已经规定了正面和背面呢？还是在书写时随机把主要书写面当作正面而把另一面当作背面？这还有待考证。 对于秦简牍，其实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在《秦简牍合集》“序言”里，我尝试给出一个定义，即是指“战国晚期至秦代埋藏于秦地的简牍资料”（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卷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1页）战国晚期，各个国家领土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定义看起来好像不明晰，实际上反而会少一些问题。 有意思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秦简牍比较偏前，除了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之外，就是秦简；但是就发现来说，秦简反而在最后。上个世纪初，西北地区发现的简牍，属于汉晋简。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长沙的考古发掘中，又首次发现楚简。而秦简的首次发现，迟至1975年底，并且当时还受到怀疑。李学勤先生1988年为日本学者堀毅著作所写的序中，有一段读起来令人百感交集：“记得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刚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竹简照片时，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竹简保存完好，字迹明晰如新，特别是内容的新奇丰富，无不令人惊异。有些学者还打赌，以为从字体看属于较晚的汉代。我在1976年初到达云梦现场，仔细检视出土器物和全部竹简，才放心确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梦想不到的秦代简策，其内容主要是秦律。”（[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李学勤序第2页）像李学勤先生这样的大家，都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令人惊异”来描述这一发现。 第一次发现秦简的墓葬是睡虎地11号秦墓（左图）。墓主可能叫喜，在随葬竹简《编年记》（我们认为应该叫“葉书”即“世书”）有记载。他的头部枕着竹简，背后靠着竹简，脚下还是竹简。 秦简牍发现比较晚，但是后来居上，到目前已经发现12批，超过两万三千枚。刚才说里耶古城发现的秦简三万多片。其中有的没有字迹，真正可以确认字迹的是一万七千枚。在内容方面有官文书、律令及司法案例、日书、算术书等各种书籍、私人信函和质日。简牍同时具备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了解秦国、秦代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制度的珍贵资料，在两千年后再现当时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 刚刚说的12批中，最早的就是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简牍，然后是1980年出土的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1986年出土简牍的天水放马滩在甘肃，这是最靠北的秦简出土地点。随后是江陵岳山、云梦龙岗、江陵王家台、沙市周家台，都在湖北。2002年里耶古井出土大批秦简牍之后，2005年里耶古城的城壕中，又出了几十枚户版（户口登记簿）。2007年和2010年入藏的两批简牍，都是被盗掘之后流散到香港，再被湖南大学、北京大学收藏。最新的发现是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的多个古井发现战国楚简、秦简、汉简和晋简。兔子山秦简的详细情况目前不清楚，但其中一件很著名的文书已经被广泛讨论，这就是秦二世诏令。二世自称始皇去世后他承受遗命继位，与民更始等等。这种自述，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胡亥通过阴谋上台是不一样的。 除了秦简以外，一部分汉简实质上也是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奏谳书，有22 个案例，其中4个案例属于汉人转抄的秦案卷。作为官员执法的参考，秦代就在传抄这类文献，到了汉代进一步传抄，最后随葬到墓中。这是汉人直接传抄的秦代文献。还有间接传抄的。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照睡虎地秦律，特别是对照最近几年陆续披露的岳麓书院秦简律令（主要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抄录的文献，比睡虎地秦简更靠近汉代），可见《二年律令》大部分是沿用秦律，有的是直接援用，有的稍加修改。《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初的这些律令文书，大概很多与此有关。在这个角度，不妨说汉初律令的版权，其实属于秦人。 12批秦简牍中，半数左右有法律类文献，睡虎地M11、郝家坪、龙岗、王家台、里耶、岳麓。兔子山二世诏书，也与法律有关。从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秦用法家治国。秦统一后，采用李斯建议，实行挟书律，禁止民间收藏诗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杂”是共同的意思。“悉诣守、尉杂烧之”，是要太守、郡尉同时在场督办，保证挟书律彻底执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