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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介西方史学新知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史学被普遍视为塑造中国新史学的样板,因而引进传播西方史学蔚为一时风尚,“新史学之介绍,诚我国现今迫切之求已”[1]。但当时问世的一些译介西史的作品,并不令人满意,“许多书中对中国旧史学的缺点固然说的很好,但是对于现今西洋史学的体例和精神,大多数的书中,似乎未曾抓住……旧史学已被打倒,而新史学还没有建设起来,于是中国史学界走到最混乱的时代了”[2]。即便是以西洋史改革中国史学的先驱梁启超,也“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3]。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尤隔膜”。[4]被称为“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5]的何炳松虽然用力甚勤,但所译多是通俗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②此外,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等在欧美所学皆非史学专业,回国后却成为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自然也限制了中国史学界认识接受西方史学的普遍水准。 民国学界在引介西史方面的最大欠缺,是一般学者在西学即新学的观念支配下,对西方史学演进轨迹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时代落差较少留意。最主要的是,当时学术界一般都未明确觉察到美国“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新旧殊途。在时人眼中,它们不是代表新旧两种不同的史学,而是同属新史学的范围,并无质的区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参考书目中,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推荐阅读兰克史学方法论的结晶——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即使以译介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也是一知半解,其撰著立论仍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和伯伦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兰克史学同流。难怪朱谦之感叹说:“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哪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6](P211)这就产生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在西方已是明日黄花的兰克传统史学,在中国却被奉为圭臬,与鲁滨逊史学共享“新史学”之誉。 1935年从哈佛学习西洋史归来的齐思和则未落入此窠臼,而对兰克学派的落伍和现代史学的新趋势有着清醒的判识。他在其《史学概论讲义》中提出:“现代史学最伟大之理论家”为法国年鉴学派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其最重要之著作为La Synthese en Histoire(Paris,1911)与L'Hisoire Traditione et La Synthlse Historique(Paris,1921),前者于历史之解释建设一新系统,后者攻击旧史者之错误,所谓将有所立,必有所破也,二书于现今历史之研究,影响最大”[4](P15-16)。在论及史的范围时,他称英国史学家格林在《英国人民史》自序中称其为“史界革命之宣言书”。他援引德国史学家兰波提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政治史家如阮克者(Ranke)者,仅研究一事之如何发生,而彼则考证一事之由来。”[4](P12)亨利·贝尔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才是现代史学趋势之代表。可见,齐思和对西史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准确的把握。 齐思和引入西史时,重点涉及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第二,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此二问题为中国传统史学所无。齐思和虽非最先注意此二问题的人,但他能充分顾及问题本身的学术史,客观展示各方争议,最后博采众说,参以己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