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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现代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是历史学的神经中枢,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新史学欲取旧史学而代之,必以方法论的根本变革为先导。齐思和在引进原汁原味的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相对系统的现代史学方法论体系。从历史的定义与范围、史学的目的及价值、历史的体裁与分类、史料的种类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到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国史改造的途径与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法等具体研究路径,齐氏皆有详细阐述。较之输入西史,这种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对中国新史学贡献更大、更直接。 史学方法论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历史的定义。梁启超曾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9](P1)齐思和对此观点做了集中批驳,斥其混淆了史实本身与史实记载,指明:史非史籍而已,乃“事迹之本身”,即“以时间为本位之古今事迹之全体也”。[4](P1,3-4)齐思和进而指出,旧日史家对历史范围的认识,只包括“人类社会之进化一方面,而非其全体”。中国旧日史学,几乎都集中于政事的叙述,“专以英雄豪杰奇才异能之士为对象”。不同的是,“现代史家之趋势,亦在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变”。[4](P9,11) 关于历史的目的及价值,劝诫、资鉴、爱国心之激发,是旧日学者研究撰史的主要目的。齐思和认为,现代历史研究的唯一目的“在于寻求真理也”,“事实可以矫正理想,理想不可牺牲事实,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可牵就学说”[4](P30)。持此态度治史,其著作才能有科学价值。至于历史的功用,古人的态度往往过于实际,以至所写出的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现代史家为矫此弊,一谈到历史的功用,即以无用作答。实则历史并非无用。因此,“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10]。这一观点与美国新史学派基本一致。 历史编纂须选取一定的结构框架和叙事模式,此即史书的体裁。新史学的理念既与旧史学大异,其体裁制式必然有所革新。齐思和指出,中国旧史学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最重要,三者各有短长,而纪事本末体“去距吾人之理想不远”,唯范围和分目不适于现代。在西方史学,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李维等“以述故事之法,以散文叙述史事”,记叙体遂为西洋正史的体裁。今日中国史学的改造,“非采取西洋史体裁不可矣”。[4](P84,87,88) 与史书体裁相关的是历史分类。中外旧日史学分类皆重体裁而轻内容。《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正史”、“古史”、“杂史”等13类,英人培根将史书分为编年、传记、记述三类。这些分类法已不合乎今日需要。现今西洋图书馆及史部目录多以内容分类,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史部分为通史、地理、游记、传记、古代史、近代史六大类,近代史又依时代区域划分若干小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更为细密,尤能将史学与辅助学科加以区分。但上述两种方法便于图书归类而不合学术需要。美国史学会编制史部书目一书,集乙部目录之大成,分为26类,每类之中,又分细目。“凡内容相同、性质相关之书籍,皆归于一部”[4](P99),颇便于普通史家翻检利用。齐思和认为今后中国史书的分类应取用此法。 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和根本,因而史料观成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要害。齐思和认同“无史料则无历史”[7](P1)之说,将史料视为历史知识之来源,认为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如工业家需要原料、化学家需要药品、生物家需要标本。史料分遗迹与文字记载两类,记载乃间接观察,遗迹可直接审览,因以遗迹为要。文字记载的史料虽不如遗迹直观,但保存流传较广。文字记载包括档案、私人文件、刻文、记述四类。其中,档案是历史活动的直接产物,最为重要;而记述系间接知识,占史料中的最大部分。[4](P102,104,108,111)齐思和对原始材料、直接史料的重视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大体接近,盖吸取了西方实证史学的合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