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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民国史学动态的观察与评论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时期,其变化的速率和幅度是前所未有的,常常是“爆炸”式、“井喷”式的。在这场空前的学术变革中,齐思和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齐思和以其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对民国史学的发展进行即时的总结和点评。齐氏不是泛泛而论一般性史学问题,而是有的放矢,根据当时史学发展状况提出对策和建议。这为新史学的运行发挥了一种校正引导作用。 早在1931年,在燕京大学求学的齐思和便发表一篇题为《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的文章,对国内史学动态进行综述。他指出:近数年来,“新史学已由破坏时期入于建设时期。……今后之工作,在以新史学方法作建设之工作耳。近二年来,我国史学建设之成绩,已有可观”[4](P186-187)。文章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总结表彰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得的成绩。[18]在齐思和看来,近二年考古学由国人自行发掘自行研究而迅速发展,“此诚中国史学史上最足纪念之一页也”[18]。他分别介绍了“北京人”的发现、安阳发掘、易县考古、谭国旧城发掘等考古成果。对于近二年出版的有创获的史学书籍,齐思和予以择要评述。其中包括顾颉刚编的《古史辨》第二册、故宫博物院影印的《筹办夷务始末》、李济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二期)、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的《明清史料》、瞿兑之的《方志考稿甲集》。 齐氏此文所论列的主要是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实证派的成绩,显然是将此派视为新史学的主力。他一再申述:“胡适之顾颉刚先生提倡新史学方法”,“顾颉刚先生为我国近年来新史学运动之急先锋”。对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工作也是推崇备至,重点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史语所组织的考古发掘活动。对于史语所编的《明清史料》,齐思和论曰:“按近世史学方法,一切历史考证,皆需根据基本史料,故清代档案,未完全整理之前,清史直无从谈起,该所此举,可谓史学界最有价值之工作,苟能从速整理,裨得早观厥成,尤吾人之所切望者矣。”[1]新史学的古史研究是齐氏评析的重点,但他对古史领域出现的另一支劲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却未置一词。 此时齐氏对西方史学的认知也尚未超出当时学界的一般水准,其眼中的西洋新史学、科学史学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他说:“自阮基(Ranke)批评史料客观研究之说起,远近响应,于是史学遂逐渐科学化。其后学者更推阐恢宏其说,条理愈密,理论愈深,史学遂臻科学化矣。”[1]他虽认可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谓马克思“阐明生产方式为人类一切文明制度变动之基本原因,使史家觉悟经济要素在历史上之重要。皆于近世史学极有贡献者也”,但对宗奉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作品(刘剑横的《历史学ABC》)施以严厉批评,称其“抹煞事实,妄加论断,疏浅偏宕”。[1] 齐思和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最有实力并占据主流的一派奉为新史学的代表,折射的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普遍认知。在时人看来,中国新史学的建设沿此方向展开将是一片坦途,将达到与国际史学接轨的目标。但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代表的实证派出现下滑和分化,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颇有后来居上之势,两派争长竞短,互有得失,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面临着新问题。 1946年,齐思和在《大中》上先后发表了《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两篇文章,对当下史学发展进行反省和展望。他在《现代中国史学评论》中指出:当前史学界有两种畸形的发展力量,一是以琐碎考订发达的掌故派,一是“因厌弃掌故派繁琐苛碎的考订,遂要研究中国整个社会的进展”的社会史派。尽管两派是当时学界最重要的派别,但在齐思和看来,他们都不算是真正的历史家。掌故派“选择一个窄深冷僻题目作一到[?]穷源意[竟]流的探讨”,然而即使问题能解决,可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何贡献?”掌故家“在方法上似乎是继承乾嘉诸老的考据,但是他们并不治经学小学,显然和乾嘉诸老的学问并不是一路”。[2]同时,这一派又受西方汉学家的影响,由这些学者的著作,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殊不知诸如伯希和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史学界中并没有地位,他只能被称为汉学家,而非历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