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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派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选题较掌故派更重要,但其著作“大多数所根据的史料并不充分,所以其结果也并不如掌故家的坚实。在史料驾驭方面既不精又不细,且对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知半解,缺乏系统的认识。在研究中国社会进展之初先有一个固定的成见,然后再找些材料来证明他的假设。往往是先有一套史观,而后找材料”[2]。他们提出的问题虽都很重要,可惜往往急于求结论,最终导致作品失于粗滥。社会史家“专门对于中国社会史中的‘演变’,‘矛盾’,‘崩溃’发挥许多理论,或者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走到什么阶段。这类著作,与其说是历史,毋宁说是社会学”[2]。 基于掌故派与社会史派各自的弊端,掌故派只知聚集材料,“缺乏思想,缺乏史观”,而社会史派又“有史观,理论,而缺乏材料”,齐思和提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应当放弃彼此互相轻视的态度,而应采取对方的长处,切实合作,掌故派要放弃他们冷僻的问题而采取社会学家的问题”,社会史派在讨论一个理论时,“先要找到充分的证据,在用一个名辞的时候,先要清楚它的涵义”。今后历史的发展应该“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得理论”,最终达到“理论与事实合一”的状态。[2]齐思和以一种中间立场对两派同时做出批评和反省。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氏已能够正视社会史派的价值和贡献,与留美前对此派完全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态度大大不同了。这表明他此时对新史学建设路向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一文中,齐思和对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专题研究与社会史合一,将专题研究作为国史改造的开始。他强调,这里的专题,并不是琐碎片段而无意义的,乃是大问题的枝节,必须与整个社会问题有关。第二,中国史与西洋史合一。中西二史应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要用比较方法,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以西洋史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史”。第三,断代史的研究要均衡发展。国内和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偏重于首尾和中段——上古、近世、元史,而对秦汉、隋唐、明代的研究却很少。即使是研究较多的时段,其关注点也有所偏离,广度深度皆有不足。在上古史方面,学者的精力大部分集中于神话的讨论上,而对于有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学术制度的进展却鲜有注意。对于近世史的研究,“所注重者似乎太偏于外交方面,至于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注意的人并不多,了解的人自然更少”[3]。齐氏特别提示,应当着重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这几个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 齐思和此论,既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又通盘考虑,具备全局眼光,与蒋廷黻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19](P68)的主张相呼应,指示了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路径。日后邓嗣禹以英文撰作《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一文时,结论部分直接袭取了齐思和的观点。⑨ 1949年的政治变局使史学的发展也处于一个转折关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预示着这一转变的来临。文章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对比的视野阐明晚清民国中国史学演变的趋势。在齐氏笔下,百年史学发展是以社会史研究、唯物史观史学为顶点和归宿的,而晚清新史学、古史辨运动只是初步的阶段。他赋予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社会史论战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齐思和还介绍并肯定了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研究成绩,指出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由初期的创造进入成熟时期。[12]齐氏此文旨在把握现代新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一趋势和方向就是社会史。此文客观上为唯物史观派正统化确立了学术合法性。 可见,此时齐思和的认识与1931年发表的《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截然异趣,与1946年两篇评论文章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分野,对社会史派的批判锋芒已经消失。例如,齐思和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绝无公式化”,唯物史观派的最大弊病已被克服了。其立场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无怪乎有论者称其为“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史学的第一篇,它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第一次变迁的发生”[20]。齐氏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一方面可能是受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时代变局的刺激,唯物史观派政治上的成功抬升了一般学者对其学理价值的估量,另一方面也是齐思和以往认识的一种深化,二战后新史学在西方已经取代传统史学而居于主流,世界史学的趋势日益明朗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