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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1945年,杨堃将齐思和列为近十年来“第一流的史学家”。[21]齐思和虽没有学界领袖的声望和势力,但作为杰出的专家学者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具备严谨深湛的研究功力,更拥有精准犀利的学术眼光。与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不同,齐思和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方法和精神具有准确的把握,并能以之为参照改革和建设中国的新史学。齐思和明确意识到,鲁滨逊、年鉴派所代表的新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的趋势所在,而在中国史学界,与之相埒的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浸成一时风尚,此极可喜之现象也。”[18]但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与西方史学又有所不同,它缺少了19世纪西方史学专题研究的积累和专业史家的分工研究的阶段。19世纪西方史学“经百年之努力,历史各部大抵已皆有公认之定论,权威之著作”,“皆有无数之专门的研究”。[4](P117,213)中国史学比西方落后百年,于此尚是一片空白。因此,身处20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迎头赶上世界史学发展的新潮流,另一方面又要弥补19世纪专题研究的缺课。而且,专题研究的阶段是不可缺省、不可逾越的,否则新史学的综合研究将成空中楼阁。其时,社会经济史研究因缺乏专题研究的储备而长驱直入横扫史坛所造成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新方向的代表但实际成绩不佳,不能独当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大任。这就要求社会史派必须与实证派携手合作,使“专题研究与社会史合一”。惟其如此,中国新史学才能真正发达。这在当时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学林》第4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85页。)事实上,抗战以后,中国史学已呈现出各派力量融合互动的趋向,已开始步入一条健康的轨道。然而,1949年后,唯物史观派凭借与体制的共生关系而独领风骚,其他学派遭受压抑,以往多元竞争造成的动态平衡不复存在,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命运由此彻底改变了。 注释: ①学界关于齐思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马克垚:《学贯古今,史通中外——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戚国淦:《史坛巨匠,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载《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齐文颖:《勤奋,创新,爱国——纪念先父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载《燕京学报》新26期;肖良璁:《在史学上独辟蹊径的齐思和先生》,载《燕京学报》新6期;张光华:《齐思和治史方法简论》,载《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上述文章多着眼于齐氏史学的具体成就,而非从民国时期新旧史学转换的宏观层面展开论析。 ②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即便是何炳松译鲁滨逊的《新史学》,齐思和似乎也并不认可,否则就不会有20世纪60年代重译之举了。 ③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30014。 ④齐思和:《英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1936年第2卷第3期;齐思和:《美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1937年第2卷第4期。 ⑤详参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⑥齐思和的《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八章内容属此,不过其名目为“史料之寻求与整理”,所附“参考书举要”为关于历史研究法的,可知此章有些名实不符。齐氏在《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3期发表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应为《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八章更完整的版本。 ⑦详见齐思和:《研究中国农业史之重要》,载《乡土杂志》1945年第1卷第1期;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载《大中》1946年第1卷第5期;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⑧稍后顾颉刚将现代中国史学家区分为北平、上海两派,虽以地域划界,但其特征与齐思和的归纳相同。详参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载《文化先锋》1947年第6卷第16期。 ⑨可参见邓嗣禹:《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载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