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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学化是近世学者的致力方向,但在学理上历史学是否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则存在争议。分歧的起点是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若将科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齐思和折中西方学者Max Nordau、Edward P. Chesney的观点,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异之处归纳为四点:第一,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察;第二,历史不能有实验;第三,历史不能建设定律;第四,史家不能预见。但齐思和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史家虽以其所研究之对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因之其研究方法,亦不能与自然学科之方法相同,而现代史家治学之态度,则与科学家毫无差别”,“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4](P42)不仅如此,“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4](P43)。总之,虽然各学者对科学的范围意见不一,对历史是否为科学的主张不同,但史学方法是科学的当毫无疑义。更可贵的是,齐思和还借用蒙那德(Gabrie Monod)、曲威廉(George M. Trevelyan)之说来调停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冲突。历史研究结果之发表,“此永远需要艺术家之技术,以惟有艺术家之头脑,始赋有形式与生命之想象力也”[4](P48),“凡各科学,皆有其科学与艺术两方面,自其研究之方法言之,则为科学,自其研究结果之发表言之,则为艺术”[4](P48)。齐思和引述的这些认识,对校正当时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明了史学客观求真的限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于历史学的相关学科和辅助学科,民国学界被奉为圭臬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一书,只列出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如文字学、校勘学、古物学等,而对相关的理论学科避而不谈。[7](上篇第二章“辅助之科学”)这一做法为国内众多“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作品所沿袭仿效。而齐思和则克服了这种偏失,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予以阐析,他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称为相关科学,“相关科学为与历史关系最密切之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相同,虽然历史是探讨事实真相及事物由来,社会学寻求控制社会的普遍原理,但若“社会学家评籍史家之事实,抽绎法则,以综合其事实,始不致流于蹈空武断;史家就社会学之理论,寻求事实,以考核其理论,然后其考订不致流于芜杂琐碎。如是则相得益彰,取用不竭”[4](P53)。政治学与历史学也有着天然联系,“不研究过去,则不能了解现在。故欲了解现在之制度法律,须由历史研究入手”[4](P54),而政治史以其记载国家的成立发展与衰亡,与政治学关系尤密。马克思之后,“经济史观,应用极广,经济社会史之探讨,成为风气”,今日史家无论研究何时何地的史事,“皆不得忽略其经济方面”,都应对经济理论具有常识。地理学与历史往往并为一科,是历史学重要的相关学科。齐思和这种对社会科学的重视态度,与当时占主流的实证派大相径庭。实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社会科学是与历史学不相关的杂货。③实证派对社会科学的排斥态度,暴露了其与20世纪世界史学潮流的疏离和隔膜。而齐思和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与历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则把握到了新史学的关键。 除归纳评述西方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外,齐思和对一些西方史学作品进行评介。在他看来,“吾人如欲研究西方政治社会之由来,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则通史之外,须择一二重要国家,为一比较精深的研究,然后对西洋文化之演变,始能有明确之概念”[8]。齐思和在《史学年报》上发表《英国史书目举要》和《美国史书目举要》两文,分别从通史、分期史、专史、传记、参考书五个方面列举相关作者和著作,并分析了书目的价值。④在《史学概论讲义》一书每章所附的参考书举要中,齐思和不但分类开列相关的外文书目,还对部分书目做了简要介绍和评论,其中多是尚无中译本的参考书。 齐思和在输入西史方面虽不若梁启超、何炳松声名显赫,但却有独到之处。其一,民国学界引介西史者颇不乏人,而能够真正深入西学堂奥得其精髓者尚属凤毛麟角,齐思和即其中之一;其二,与梁启超引入日本文明史学、何炳松译介美国鲁滨逊派新史学、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雷海宗、林同济宣扬文化形态史学不同,齐思和不宗主一家之言,并非西方某一学派的代言人,而是着力于阐述当代西方史学演变的一般趋势和主要命题。这对于国人把握新史学的精义、使本土史学走上现代之途有更多的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