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四军危局的产生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计划的形成 新四军的危局可以说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日军的威胁，国民党方面的歧视与限制，都使新四军一直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但本文所探讨的新四军危局，则是特指1939年底至1941年初国民党先是要求所有长江以北新四军迁移江南、随后不久又要求所有新四军与八路军一起迁移黄河以北指定地域而出现的对新四军的种种威胁、围困、军事摩擦与军事打击，这一危局源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于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破。 1939年底和1940年初，蒋介石政府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在华北，但同时也在长江南北地区增加了对新四军的压力。1939年9月，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和蒋介石先后下达命令，要求所有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悉数开回江南，[④]并调集军队对江南江北的新四军施加压迫。1939年11月，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反映：江南新四军“处在极其困难的环境。”[⑤]12月，刘少奇向中央汇报：国民党调集相当大的兵力到皖东向我压迫，命令我们过江南，[⑥]新四军“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的发展”。[⑦]面对江南江北新四军的新危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应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对策，主要有：1、启动江南新四军主力向江北转移。1939年12月27日，中央书记处指示：“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地区。”[⑧]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指示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⑨]2、江北的新四军固守阵地。1939年12月13日，中央书记处下达指示，要求在中原（指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和华北、西北一样：“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绝不轻言退让”。[⑩]12月27日，中央书记处要求：淮河以南“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展。”[11]3、新四军向苏北地区发展。1939年11月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刘少奇、项英：“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停止”。[12]4、八路军准备向华中方面发展。1939年12月6日，中央指示八路军：“必须极力注意我们在鲁西南、在豫东、在皖北，在苏北地区，这几个方面猛烈扩大的发展，……与江北新四军真正联系起来，迅速打成一片。”[13]无疑，这里的江南新四军主力北移、新四军向苏北方面发展、八路军派主力南下华中等措施，已构成在当时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的战略调整，其核心就是要在八路军的协同下，将新四军抗战与发展的战略重心移向包括苏北在内的长江以北地区。[14]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构想既与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直接相关，也与当时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包含着较为长远和全面的考虑。1939年9月，欧洲爆发大战，对中国的战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中央认识到，大战使蒋介石投降的可能性暂时减少，“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际国内条件，就使得投降甚为困难”；[15]但是欧战的爆发也有使国内“投降倒退势力……，更加猖獗”的可能，[16]有使蒋介石打击、压制共产党信心增强，“把限共政策推进一步”的可能。[17]前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民党的新摩擦斗争中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后者则要求中共保持对“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警觉性”，[18]“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19]本来，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后，基于维护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抗战的需要，中共一直在华中地区谨慎地遵照国民党的活动区域划分规定，没有派新四军主力向苏北发展，也没有派八路军主力南下华中地区。[20]但是随着欧洲大战的发生和国内反共高潮的出现，中共则无须也不能再遵守原先的政策了，此时，新四军、八路主力同时向包括苏北在内的长江以北地区集结，将是应对新四军新危局并谋求新四军长远抗战与发展地位的最佳布局。其一，可以收缩新四军在江南地区漫长的战线，减少与国民党军队摩擦的机率，对维持合作抗战大局有利；其二，可以使江南新四军与八路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连为一体，军事上对防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进攻及打击日寇有利；其三，如果最终能够与国民党保存合作关系，从长远看，则可以谋求国共的划江分治。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新四军发展方针》中指出：“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21] 不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形成的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计划并没有立即被付诸实施。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在华北，对华中的新四军虽有压力但没有全面推向激化，加之此时项英主观上持有“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的思想，[22]因而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都没有立即派主力全面向长江以北地区集结。这期间，只有张道庸（陶勇）、叶飞、管文蔚等率领的“挺纵”部分部队先后进入长江北岸的扬州、六合、天长、江都、吴家桥一带进行了活动。[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