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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赋予皖南新四军的新使命，将使皖南新四军承担相当的风险，此后皖南新四军无论留守或转移都将可能遭遇严峻的攻击，绝对安全的前景只有在接下来的谈判斗争中，蒋介石完全乐意新四军在长江以北、八路军在华北拥有自主抗战与发展的权利时才可能出现，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此时中共中央新的战略设计中，对皖南新四军而言，已不是常识上的环境越危险越要赶快撤离，而是越危险越不能立即撤离，皖南部队北移是否全身而退，已不再作为必要的条件，而是可能要在局部的战斗中蒙受损失，甚至在最后关头有可能要向南方山区分散游击，这是由皖南在当时新四军及全国形势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在中共中央新的斗争策略中所面临的战斗前景，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皖南新四军的电文交换中有着清楚的表达。11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项英的电文中表示：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剿灭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63]11月24日，毛泽东等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表示：“（应）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64]11月26日，项英、叶挺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可以在皖南打，并承受资材和人员的损失。[65]12月18日，毛泽东等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指出：“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66]12月24日，叶挺、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北渡“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67]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将“积极备战”。[68]12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在致项英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应估计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受损失，要把情况看特别严重些。”[69]1941年1月1日，项英、叶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70]事实上，也恰恰正是基于皖南新四军这种准备战斗和不怕损失的勇气，才构成了中共中央及皖南将士敢于在皖南实行“拖”策的前提。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在皖南实行“拖”策，学界总有人强调，其与毛泽东对形势的乐观判断有关，其实是不对的。的确，在“拖”策公布后，毛泽东对国民党在短时间内不方便大举发动反共军事进攻发表了大量“乐观”的表述，但是，毛泽东在作出这些“乐观”表达的同时，又都鲜明地强调了蒋介石推行反共高潮的决心和进行局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的电报中表示：“蒋很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北突出；蒋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怕我在苏北消灭韩德勤；需要争取中间派的态度，在我让步政策后有困难；和日本人还在谈判，在讲好条件之前，他的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但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这是决不会的）。”[71]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但同时又指出：“除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72]194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中表示：“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目前蒋介石只能实行攻势防御，（主要是政治攻势、思想攻势）。”但同时又强调：国民党在“军事上可能采取战役的攻势。”[73]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表示，蒋介石政府是“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只有吓人一法。”“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但同时又强调，要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局部攻势”。[74]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发言中表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蒋不敢大举剿共。”但同时又指出：“小的冲突不可避免”。[75]1940年12月16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在致刘少奇、陈毅等人的电报中表示：“依大局看，（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指出：“局部进攻是必然的。[76]1940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在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但同时又表示：“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77]1940年12月23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在致刘少奇、陈毅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但同时又指示新四军“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78]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但同时又表示：“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以应付大规模战斗。”[79]194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电各分局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电报中表示：“蒋及国民党……，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但同时又指出，蒋介石“（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80]总之，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全面反共分裂的政策困难重重，但局部的反共行动，特别是在华中地区则不会停止，“乐观”的判断只是针对蒋介石的全面反共与破裂决心而言的。 并且，在作以上诸多“乐观”表达的同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于皖南的“拖”期是基本一致的，即要求皖南新四军尽可能在1940年年底前转移完毕，并没有因所谓的“乐观”而作改变。1940年11月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叶挺、项英指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81]11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项英：“须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82]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叶挺、项英：“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83]12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84]甚至，毛泽东有时还把乐观形势分析作为要求皖南新四军年底完成转移的前提与理由。11月30日，针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局势，毛泽东曾致电项英、叶挺表示：“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85] 所以，关于皖南实施“拖”策，与毛泽东诸多对国民党全局性反共决心的“乐观”表达并无直接的关联，皖南新四军的“拖”策及拖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基于中共抗战的整体战略要求及皖南实际态势所决定的，并不构成因“乐观”而“拖”的假设。其实，在抗战期间，预设最坏的打算、实施最稳健的策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长期斗争的一贯思维与做法，在应对“皓电”期间，毛泽东就讲过：“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