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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战事随后的发展，没有如叶挺所说的那样坚持一个星期，也没有如毛泽东和中央所希望的那样再坚持10天，14日即告结束，受围部队大部遭歼，军长叶挺被扣，紧接着17日蒋介石又进一步宣布取缔新四军的番号。皖南战斗的迅速终结，直接导致了中共方面最紧迫、最主要的军事援救目标的丧失，从而这种情况下是否仍需要加紧推进军事全面反击计划，又需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再作新的思考。显然，适应新形势，并综合考虑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特别是蒋介石政府暂时还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分裂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再次对应对皖南事变的政策作出调整，将“政治、军事全面反攻”改为了“军事暂时取守势、政治继续取攻势”，即不再只是围绕皖南事变本身考虑军事上如何马上展开反击，而是从更全面的国共关系对比及抗战全局出发，考虑首先通过政治斗争充分揭露国民党，尽可能推迟全面分裂局面的来临和争取更有利的军事反击地位。[106]1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刘少奇：“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107]1月20日，毛泽东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表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只能取守势，……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108]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次政策调整虽然在表面上也很“仓促”，但实际上也是有所准备的。其实，在上年的应对“皓电”危机期间，中共方面考虑的是两种应对蒋介石分裂进攻的方案，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方案外，另一个就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方案，该方案的设想是，在遭到蒋介石的进攻时，“对反共军进攻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109]即将中共方面的反击行动是否升级基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共表现而定，并且这也是当时中共方面决定采用的主要方案。[110]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皖南战事结束后不久迅速又转向政治攻势、军事防御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皖南事变前所执行主要策略思路的继续。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到“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立场，主要是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1月15日，针对皖南战事刚结束，刘少奇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议：政治上宜实行“全面大反攻”，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则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111]毫无疑问，刘少奇敏锐地把握了形势变化的实质，提出了正确的建议，作为来自华中的实际意见，必然会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决策的重要参考，[112]但是，对毛泽东和中央而言，更需要的则是依据全局形势作出综合判断，不可能设想毛泽东和中央在皖南战事结束后没有刘少奇的建议就会在军事上主动大举出击。事实上，在刘少奇发出此份电报当日的早些时候，毛泽东就已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就像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但）左派主张我们马上同国民党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113]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的政治攻势非常凌厉、非常高明。1、围绕皖南事变，重点揭露国民党一贯的反共图谋，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分裂局面的制造者。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是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114]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记者谈话：“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115]2、将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联系起来，追责不直接涉及蒋介石，以尽最大可能利用蒋日矛盾。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我们须一口咬定是日寇和亲日派（不说蒋介石）的计划。……蒋日间矛盾即使很小，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116]1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的决定中强调：“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117]3、突破蒋介石皖南事变“局部论”与“违纪论”，围绕“政治性”与“全局性”展开斗争。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指出：“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他看成全国性事件”。[118]1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的决定中强调：“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119]4、运用一切途径，广泛传播真相，争取最广泛的国内外同情与支持。1月18日，中共中央要求：“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120]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要求将军委二十日发表的命令、谈话“广泛散播”。[12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廖承志，要求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新四军将领的就职通电、新四军的声讨亲日派通电等“广为散播”。[122]5、采取尖锐对抗的姿态，充分利用蒋介石的困境，争取主动。1月25日，中央致电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绝不妥协。”[123]同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示得暂时缓和。……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124]实际的做法就是，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方面提出第一个“十二条”，内容包括，要求“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人枪”、“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取消对新四军的取缔命令”、“逮捕各亲日派首领”等，[125]否则“没有和他（蒋介石）谈判的余地”。[126]3月2日，中共方面提出第二个“十二条”，要求包括“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释放皖南所有干部士兵”、“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127]否则就不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参政会。两个“十二条”均展示了中共有理有节的立场，加深了蒋介石的窘境。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此举成应为应对蒋介石反共行径的最有力回击，不仅直接宣告蒋介石的取缔命令无效，而且也意味着重建后的新四军，将独立放手地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不再接受国民党的掣肘。[128]6、不放弃军事准备作为防止破裂的后盾，但分裂应愈迟愈好。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强调：“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皖南事变），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129]2月17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等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1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