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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蒋介石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利，第一次反共高潮宣告失败。但是这一情势并没有导致新四军危局的趋缓，反而促使其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不甘心自己在华北的失败，转而把反共的重点移向华中地区，[24]决定强行推行新四军全部移至江南计划。1940年3月22日，国民党军令部制订《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内容包括：“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25]1940年3月25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要求他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26]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新四军全部移至江南后，国民党便可独自在长江以北华中地区推进全面控制，既方便限制八路军的南下，彻底隔离中共的两大武装，又将新四军置于江南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容易掌控。 对于蒋介石的新盘算和新挑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然不会答应，不仅明确拒绝了其新四军南移的要求，而且指示江南新四军加紧派主力向江北转移，八路军加紧选派主力部队南下协助新四军，以切实推进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计划。1940年3月21日，中央军委电示朱德、彭德怀：“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27]1940年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等：“华中之皖北、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28]1940年4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援助新四军，建立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29] 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加紧启动新四军战略重心向江北转移的要求依然没有得到及时的贯彻。一方面，对于中央的江南新四军迅速向江北转移的要求，项英、陈毅等江南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仍持有不同的看法。项英向来持有把皖南发展成南方革命基地的设想，[30]对于中央的江南新四军北移要求，项英不仅不赞同，反而希望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顺势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南调，趁机固守江南。1940年4月14日，项英致电中央提出：“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是否目前可允许江北部队南调。”[31] 16日，项英致电中央提出：“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可避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32]4月20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33]这时苏南的陈毅也有类似的想法，陈毅希望通过集结力量巩固苏南，发展江南，使之成为华中的屏障。1940年的4月21日，陈毅与粟裕等人联名致电中央，称“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要求中央同意“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并将叶飞、张道庸的部队调回江南以加强苏南。[34]显然，来自江南新四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立即推进江南新四军主力向江北集结的决心，中央经过思考，决定暂时同意陈毅方面的意见。4月26日，中央致电皖南、苏南表示：“陈毅对苏南的布置都是对的，望坚决执行。苏北部队……可酌情抽调一部分加强苏南。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易。”[35]5月4日，中央央书记处再次指示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36]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转变显然是考虑到，既然江南的新四军都竭力坚守江南，坚持和发展江南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中央所寄望的战略目标，[37]所以不妨由陈、项他们再争取一下，同时也是考虑到，皖南新四军移至苏南后，既可以和苏南的新四军形成集中性的力量，增加坚守江南的成功可能性，又可以使皖南新四军跳出国民党军队在皖南精心营造的包围圈，将来再需要北移时会容易些。另一方面，这期间国民党方面对江北新四军南调立场出现了变化，也是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放缓实施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计划的重要原因。1940年4月下旬，国民党内部白崇禧等人对于驱赶新四军的地点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提出将新四军连同八路军一起驱移至黄河以北指定地区活动，从而达到全面限制中共抗日武装活动与发展的目的。[38]白崇禧等人的建议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与认可，最后，根据这一建议形成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于7月间送交中共方面。[39]国民党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江南新四军主力北移计划的紧迫性。原来，新四军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是应对蒋介石不合理要求（南移）的斗争举措，现在，新四军向江北转移，某种程度上则变成了对蒋介石新的不合理要求（北移）的“顺从”，从而，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新四军抗战与发展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思想没有变，[40]但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对江南新四军的北移，则不能、也不必表现得那么迫切了。4月底5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够暂时认可陈毅等人的意见，显然也是基于国民党方面这种变化态度的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