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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对皖南事变危机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举措效果显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受到了各方的指责。国际方面，苏美英三大国都对国民党表示了不满。苏联方面表示，“对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131]并威胁要“停止援助”。[132]美国在了解情况后，马上推迟了与国民党政府的一笔贷款合同的签订，[133]并由罗斯福亲自写信给蒋介石，表达对国共合作的期望。[134]英国政府在得知情况后，迅速通告蒋介石，强调“（中国的）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35]广大华侨在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纷纷谴责国民党。[136]美国洪门领导人司徒美堂等谴责皖南事变是“自坏长城，自促亡国”。[137]陈嘉庚批评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138]加利福尼亚华工合作会主席杨森则指出：“干戈对内，无异于给敌人可乘之机，自相残杀，等于陷万劫于不复之境。”[139]国内方面，中间派纷纷对国民党的分裂行径提出批评。黄炎培表示：“当局如此处置绝对错误。”[140]参政员张一麟等400余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141]章伯钧、左舜生等则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142]国民党内部对于皖南事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歧。冯玉祥指责其是一个“阴谋”，孙科表示“忧虑”，[143]宋庆龄与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则于1月12日发表专门宣言，称“徜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144] 在蒋介石陷入各方谴责的同时，中共方面则获得了国内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各民众团体、海外华人华侨团体、国内外各媒体、国民党内左派人士等纷纷赞扬新四军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并要求国民党停止打击共产党、恢复新四军、释放皖南事变中的被俘人员及军长叶挺等。[145]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表示：“一切同情都到了我们这方面”。[146]2月14日，毛泽东表示：“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147]如果说皖南事变开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担心局势有可能走向国共完全破裂，现在则随着形势的进展，越来越增强了在不发动大规模军事反击的前提下依靠政治攻势打破国民党此次反动高潮，将皖南事变激起的国共全面破裂危险抑制在局部的信心。2月7日，毛泽东表示：“综合各方面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态度，……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148]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一月十七日以前他(蒋介石)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149]2月25日，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150] 最终，3月6日，在确定无法让中共屈服、又不能继续推进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第二届参政会上作出公开声明：“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51]随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亦得出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破和中共取得斗争胜利的结论。3月18日，毛泽东表示：“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152]3月22日，中共中央进一步表示：“从去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开始的新的反共高潮现似已告一段落，而走向低潮。……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蒋介石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使他今后再要发动这样的高潮更加困难。”[153] 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对新四军而言，标志着自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蒋介石屡屡发动对新四军压迫、强行要求其转移而生的危机出现了质的转变，即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对新四军的驱赶政策，容忍其在长江以北华中广大地区坚持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虽然新四军危局的解决并不代表华中地区就此平静，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敌视仍然没有消除，局部冲突还是经常的发生，但随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的重建并统一指挥整个新四军在华中进行抗战斗争，中共在长江以北地区建设新四军发展重心的战略任务已宣告完成，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江北以及整个华中的战略地位已发生根本改变。此后，新四军以江北为中心大力发展，抗日根据地和军事武装规模都迅速扩大，包括重新向江南发展。抗日战争结束时，长江南北新四军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人口5000万，新四军主力部队拥有21万人，并统有地方武装近10万人、民兵和人民自卫武装近96万人，[154]有力地支持了民族抗战及随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