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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意史料的区分和运用原则 无意史料存在于何处?自伯伦汉以来,大多学者都以史料存在的形式来区分有意和无意史料,认为撰述的历史著作如正史、方志、回忆录、墓志铭等是有意史料,文字语言、考古文物、小说诗歌等是无意史料。如漆侠说:“不经意史料是哪些呢?包括《三言二拍》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可以算作不经意的史料。”[9]189 这种从史料形式上的绝对区分给人以模糊的印象,使得人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也造成了一些误会,以为如小说诗歌类史料的价值就一定高于正史。对此,我们作如下三点辨析。 其一,各种留存下来的史料都是有意的,只是这个“意”不一定是存史的目的,但肯定有其它的目的;各种留存下来的史料同时也是无意史料,在人的理性控制的缝隙里总有真实的信息流泻出来。宁可说:“无意的史料价值也并非就都能反映历史的真相。虚夸的广告,并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质量;店铺的账簿,常有作假;即使是日记,它应面对自己,也常不能坦诚直露,何况有人写日记不是为自己看,还要给他人看,像李慈铭的有名的《越缦堂日记》就是如此。有意无意,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界限并不那么清楚。”[7]114确实,“有意无意也是相对而言的”,但如果从史料存在形式上截然划分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则给人带来一些认识上的模糊。若首先认定了广告、账簿和日记就是无意史料,自然就会得出“无意的史料价值也并非就都能反映历史的真相”的论断。从逻辑上讲,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虚夸的广告是做广告者有意为之,虽然不是有意存史,但却是在有意骗人;假账的产生亦无存史之意,但也是有人故意为之,也许出于偷税漏税的目的;日记不能做到真实,也是人为了传扬或隐瞒什么的故意所为,所以,这样的广告、账簿和日记的留存者都有自己的“意”,其内容、数字和记载固然不可信,而自然流露出来的广告虚夸、账簿作假、日记雕琢本身,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风气。这些“假的”史料也“能反映历史的真相”之一面,它们正是研究社会史的好资料。它们和伪书一样,伪书是典型的有意史料,但同时又是无意史料。我们固不能相信伪书所写的内容,但却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造伪者思想动机及其时代问题的史料。的确,“有意和无意是相对的”,但二者的界限也是清楚的,以主体之“意”审查史料,“意”之外者均为无意史料。只要剥离出了有意,剩下的均属无意之列。所以,要“对史料制造者的意图保持高度的警惕”[18]274。 其二,即使如正史这样的有着鲜明而强烈的主体之“意”的史料,也有许多无意流露出来的历史信息。如《史记·货殖列传》本是商贾的传记,意在留下这些人的功业事迹,竺可桢则据其所描写的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研究环境的变迁;《晋书·五行志》本是记载天人感应迷信思想的,竺可桢先生却以之证明当时的气温[19]280-289。竺可桢采用的史料,显然都是无意史料。 其三,即使是文学作品的史料,也不能排除一些有意流传下去让别人和后人知道的目的。比如有人专门写文章攻击、诋毁自己的敌人,有的则故意虚构事实颂扬、吹捧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虽然不是在写历史,但是写文章的目的却是故意让人遗臭万年或流芳百世。所以,对有意和无意史料的区分,我们必须转换角度,不能再简单地以史料存在的形式作截然的区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