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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证史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现象,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诗经》为史料来研究先秦史,早已是一种普通的做法。严耕望《治史三书》中有“以唐诗为史料”的专论,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谈了“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指出“《全唐诗》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研究唐史,这部书无疑为史料宝库之一”,认为号称“诗史”的杜甫诗价值更高,对于驿道、城市生活、地方民风、商业、教育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杜诗之外,其他各家诗篇也大都有史料价值。尤其讲社会经济史,可利用诗篇之处极多,诸如食衣居行、民族风习、工商行业,无不有诗篇可证;或者为他类史料所绝无踪迹可寻者。此例极多,如论中国史上之国际贸易港口。”[17]137-139即诗歌无意涉及的社会面更广,史料价值更大。 小说诗歌这些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作为史料来使用而且价值还较高呢?梁启超、漆侠等作了分析。梁启超说:“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1]53意即文学作品固然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不是凭空而来的,作者所处的环境会无意之间流露于作品中。漆侠则从唯物史观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角度,指明了文学作品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制度的事实,虽然这种反映是曲折的:“‘存在决定意识’。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不是径情直道地而是曲折地反映它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即社会经济制度,但这种反映却往往是逼真的、确凿的,尤其是经过筛选、取舍后,就更加如此。”[9]33他还以《三言二拍》为例分析了文学作品作为无意史料的价值:“由于作者们不像史官那样有意识承担编辑史料、纂修史籍的任务,所以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记录,并没有抱着作为史料的目的。即使号称诗史的杜甫的诗作,也丝毫没有作为史料撰写的。正是由于不经意这一特点,作者们在政治上受到束缚和限制较小,信笔写来,不做作,不粉饰,较史官记录的东西更加真实可靠,这是第一。其次,《三言二拍》许多篇目来自宋人话本和宋人记载,唯其如此,宋代说书人和作者们生活在当时城市中,耳濡目染,亲所闻见,有关城市生活的多方面,各阶级阶层的群相,是他们最为熟悉的对象,从而详实地记录下来,成为研究宋史的重要史料。而这一点,则是宋代说书人和作者们始终未曾料到的,他们的记录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和作用!”[9]189因为这些史料的留存当初不是作为史料来撰写的,不经意,受政治束缚较小,所以不做作,不粉饰,故更加真实可靠。 此外,我们一般都特别重视考古史料,认为考古史料价值高于文献史料,实际上这一看法的背后,隐含着主体之“意”干扰史料真实的前提。考古与文献史料之别,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地上地下之分,而是因为“有意”“无意”之别。几乎所有的考古史料都是无意的,没有一处遗址,也没有一件文物,是当初主体为了存史或留下研究历史的资料而产生的、保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