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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更习惯于、也更多地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角度谈论史料的价值,普遍认为直接史料的价值高于间接史料。傅斯年对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论述较为充分,他虽然将史料分成八对范畴,但“其实这八对范畴可以概略为一对,也就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其余均由此衍伸”[13]。他说:“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5]3而就这两种史料的价值而言,傅斯年认为:“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5]4“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5]5傅斯年给我们的“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的提醒非常重要。固然,直接史料因为其留存者距离历史发生的时空最近,留存者多为目击者或事件的亲自参与者,而使得其价值较高,间接史料因其转手再加上自然的流失,使得史料更容易走形,如同排队喊话,传至最后,甚至已经大相径庭。但是,也有后来史料胜过从前史料的情况,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材料,是经过了缜密考证而选择写入的,其可信度有的远远超过此前的史料。此外,正因为直接史料距离历史发生的时空近,所以观察者留下的记载往往具有部分性、片面性、暂时性、不完整性,反而不如间接史料具有全局性、统合性和反映事件的全面性。特别是这些目击者或参与者,因为距离历史发生时空最近,作为史料的第一留存者,其主体之“意”也就发挥着更强的作用,反而不如后来的转存者,因为他们往往已经与当时的历史没有利益的瓜葛,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历史。梁启超曾举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闿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97因为情感的作用导致了其著史目的的发生,主体之“意”对历史真实的干扰是很显然的。在史料产生的初始点上,若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可取甚至无效的。所以,与其纠结于“直接”“间接”或“一手”“二手”,倒不如用“有意”“无意”划分史料更为有效。从这一意义上说,地上的无意史料比地下的有意史料更宝贵,比如出土文献,实际上与传世文献是一样的,也是有意的,固然没有经过流传过程中的失真,但却无法抹去其有意造成的失真,所以,出土文献有时反不如无意的传世史料,况且,出土文献又多是残缺的、不系统的。总的说来,直接史料的价值高在其稀有性,而不高在其可信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