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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体之“意”对史料留存的作用,傅斯年有过一段论述:“记载时特别经意,固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不经意的记载,固有时因不经意而乱七八糟,轻重不衬,然也有时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他举例为大家诟病的《晋书》和《宋史》,“《晋书》中之小说,《宋史》中之紊乱,固是不可掩之事实;然而《晋书》却保存了些晋人的风气,《宋史》也保存了些宋人的传状。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新五代史》及《明史》是最能锻炼的,反而糟了。因为材料的原来面目被他的锻炼消灭了。”[5]38-39按照傅斯年的观点,主体之“意”能使史料存真,亦会导致史料的失真,而不经意的记载,没有主体的故意,有时反而保存了历史之真。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的看法,比如上面所引宁可的一段话亦持此意。但有人片面地认定,有意史料因故意一定会造成历史的失真,这是极端的看法。他们忽略了故意存真的一面。千百年来,中国史家一直有求真实录的撰史传统,有的甚至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所以,故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故意造伪,一种是有意存真,并非凡是故意者都是作伪者。人们之所以看中无意,贬低故意,可能与一种认识有关:一般认为,凡是人写的历史,必然带有主体化的色彩与烙印,而要做到客观真实,最好排斥自我,斩断主客体之间的任何联系。这一观点和立场有其道理,但也有失偏颇。因为人有说谎的需要,也有求实的追求。当然,相同的情况下,无意史料的存真度显然大于有意史料。比如,在法律上,证人的证词固然重要,但却存在说谎的可能,故法律更重证据,尤其重视与证人之“意”关联较弱的物证。 那么,无意史料是如何产生的呢?杜维运将无意史料的形成概括为三种情况:一是无心的流露,他以周人对牧野之战殷纣败亡的解释为例,指出在周人的正面说辞里,流露出了殷征东夷国力大耗、周武王乘敝取胜及商纣王有军事天才等信息;二是得意忘形,他以唐太宗得意时将高祖称臣于突厥之事泄露为例进行了分析;三是诚于中、形于外,他举杜太后说出其子赵匡胤篡位之事为例进行阐释,并认为这种情况是无意史料的主要来源[3]141-143。这三种情况无疑都是存在的,其举例也是确当的。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三种情况都是在人的理智失控状态下的产物,同时也都是与有意相伴而生的。特别是第三种情况,其根据就是思想和表达是本然统一的,二者冲突时必然会露出破绽,真实的信息总想冲破理智的缠裹,与其语言达成一致。人有说谎的本领,但不具备将谎言完全扯圆的能力,终有露出真相之处、之时。 分析各种史料,以存史为标尺,我们可以量度出不同史料中“意”之作用的强弱。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从历史内容的角度看,关于人的道德荣辱的记载与评价,往往有意程度较强,而关于环境、制度、人名、地名、物品等,因与主体的利益相关度较弱,往往不会有意造伪,实也没有造伪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因素——如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表达技巧等因素不会导致历史失真。就基本情况而言,越是远离人的利益、情感和价值的史料,其中的有意程度越弱。其二,从史料存在形式来说,其有意程度由强到弱可以排序为:史书、方志、墓志铭、碑文、经书、子书、诗文、小说、日记、书信、家谱、档案、账簿、遗嘱、清单、考古遗迹、文物、文字语言等,其中主体有意存史的意识呈逐渐减弱趋势。当然,这只是就主流情况来说的,并非绝对如此。比如,当有人知道了日记可以进入历史时,有意撰写日记甚至修改、伪造日记的现象就出现了;书信本为私人之物,但要流传于世、公开出版时,有人就要删改了。情况是复杂的,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