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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上许多成功的历史考证或研究成果,似乎都得益于无意史料。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王氏自己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其使用的“二重证据法”,并将“二重证据”解释成“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10]2,陈寅恪进一步阐发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1]247。“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实物”何谓?显然是甲骨卜辞,但这是埋在地下的文字,并非近代考古学意义上地层中的实物。所以我们认为,王氏之成功不是因为使用了近代意义上的考古资料,而是因为使用了甲骨卜辞——一种典型的无意史料。贞人或商王的有意之处在占卜,而殷先公先王的名字则是在占卜时无意留下的。因为当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时尚之学,故王、陈对“二重证据”的解释有攀附新学之意,对其考证成功的评判又有故意赋值之嫌。否则为什么王氏运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对大禹的考证却是失败的呢?显然金文与卜辞不同,金文多是撰述歌颂祖先的有意撰述,其可信性较之卜辞有很多差距。所以,如果讲“二重证据法”的话,就王氏考证的真实情况,应是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二重,是这两类史料的对勘,而非地上地下的互相释证。又如梁启超和陈垣考证玄奘西行始年问题,陈氏之所以比梁氏高明,从史料的使用上看,梁氏使用的是《续高僧传》、《慈恩法师传》和新旧《唐书》,陈氏除使用了梁氏所用史料外,还使用了《贞观政要》《全唐文》《通典》《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甚至法帖《圣教序》中的史料,其中不少属于无意史料。再如,杨志玖考证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运用的关键史料是《永乐大典》之《经世大典·站赤》中的记载,该史料并非为了记述马可波罗的事迹而留下的,亦属于典型的无意史料。科学史研究的进行,更多地依赖于无意史料,如竺可桢对于中国古气候的研究,使用的许多史料都是无意史料。据记载:“历史资料在地球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很重要。竺可桢先生关于气候变迁的研究就是一例。从1925年开始,他不断地从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说、日记、地方志中收集有关天气变化、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资料,加以整理,临终前于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2]6引文中所提及的相关史料,恐怕绝大多数属于无意史料。席泽宗对超新星的研究,也得益于古代留存下来的无意史料。“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来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已成为热门课题,在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12]6。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其有意处是在宣扬天人感应,但今天却不经意成为了科学史研究的绝佳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