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结论 现代学术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在于不遗余力地鼓励学者、学科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创新，难免不影响到其学术地位的升降沉浮。就如当年作为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迪尔凯姆(David émile Durkheim，1858—1917)，曾将那些只埋头于史料整理的史学视为辅助学科，认为可由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各层次社会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社会学取而代之。(68)1928年，作为后来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之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创办旨在推进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期刊时，最初名称是“经济年鉴”(Annales Economiques)，后来想到这样会被人误以为是一个经济学的期刊，又加上了“历史”(historie)一词，即“Annales d’Historie Economique”，将人文科学置于优先。再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又加上了“社会”，以表示与社会学的关系。这样一来，该刊虽有一个较为冗长，且不太容易让人记忆的名字——《经济社会史年鉴》，意义却在于强调了这是一份史学期刊。(69)此后发展也表明，尽管年鉴学派十分注重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始终没有放弃史学的人文取向，研究历史中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物质基础，并强调关注历史时间多元演化的总体文化史、文明史，从而避免了沦为一个仅为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提供资料的附属学科。 就本文讨论的时段来看，中国大多数学科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反而不幸凸显了史学在整个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领军地位。1926年，即当王国维、陈垣的研究受到国外学者重视，作为“科学史学”示范的古史辨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赴东京参加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任鸿隽，回国后谈论各学科的专业地位。他说与各国比较之后，看得格外清楚：即中国此次到会仅十二人，论文八九篇，而美国到会四十四人；至于研究水准，中国于地质、植物、气象、农学等科，虽略有表现，其他学科却几等于零。任鸿隽的结论是：“换一句话说，我们于地方的科学、文教有点萌芽，而于普遍的科学，虽萌芽亦没有看见，这不是我们应该特别努力的吗?”(70)当然，致使这些学科未能充分发展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如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但如果一味强调外部条件所限，而不考虑作为一个自主学术社群的内在努力，那么就可能会对历史很多闪光之处视而不见，错失交臂。毕竟，相对于那些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的学科，其时史学发展自有其高瞻远瞩、坚韧不拔之处，并或可作以下简短的归纳和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