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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国土广袤、文化悠久，对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史研究早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国家设有专门学术机构和有专人进行研究。中国史学也就不能只在国内“取法西学”，更重要还在于奉献更多卓越的研究成果，以与世界各国学者分享。在学术批评意义上，最早对中国“科学史学”进行正面评判的，是时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教授的桑原隲藏(1871—1931)。1920年代中期，他曾就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撰写书评，提请日本的东洋史学者予以注意。当然，此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也都褒奖过王国维的研究，称赞他用西洋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53)不过，他们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私人关系密切，这些评论并非规范的学术批评，很多还是在王国维辞世之后的追思和缅怀，故学术说服力上应打些折扣。相比之下，桑原隲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多少好感的白鸟库吉，其笔下的中国叙述不乏发辫、食人肉和宦官的历史，与中国学者的关系也不密切。用《桑原隲藏全集》编纂者、京都大学教授贝冢茂树(1904—1987)的话说：与汉学出身的内藤、狩野不同，桑原对中国文化不是同情、肯定，而是批判。(54) 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隲藏从“科学史学”的立场，肯定陈垣和梁启超的这两部著作，可谓志趣相投。对于前者，他指出：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55)而对于后者，他认为：虽然有不少缺陷，但相对于伯伦海姆(Ernst Bergheim)的《史学入门》和坪井博士的《史学研究法》，梁氏之书举有中国例证，引的是中国的记录，“就这一点看来，于专搞中国史学的人们，很有些参考的价值”。(56)此外，1929年，美国汉学家、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Library of Congress as the first Chief of the Orientale Division)的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Sr，1884—1975)，撰文向美国史学家正面评介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认为其“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辩论。这是现代中国学者所担任的重整文化这种伟大的、有趣的工作”。(57)至于史语所的考古成就，1930年代初期已扬名欧洲。按照王汎森的说法，1933年，荷兰主动提出退回庚子赔款，就是对其成绩的肯定。1932年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说：考古组工作伟大，可不待说；史语所其他各组的成绩，如陈寅恪、徐中舒、李方桂等，甚至包括年轻助理，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58)再就本文关注的学术发展的多样化来看，能够“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非史语所一家。《禹贡》发刊既久，国内外注意者亦多，在日本甚受人注意。1934年12月2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可知我们更不能不好好儿干。”(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