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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来居上及与自然科学同列之诉求 一般认为，史学专业化的肇始，可追溯到1917年夏，即北京大学史学门从文学门的附属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可归结到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学理念。⑩不过，就该学门教授构成来看，成员除部分来自前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员之外，其余是文学门中那些不慊于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学者，在治学取向上没有几位钟情于“科学史学”。1917年2月，北大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是刚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与白话运动的号角。当年下半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担任“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讲席，并于1919年春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一场学术思想方法的革命正不断发酵。然而，在这一波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门没有多少亮丽表现，处在学术中心的是现代文学。这就能让人理解曾作为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在被划归史学门之后，何以有那么多的不情愿。因为他正热衷于新文学研究，“曾著《文学论》及《白话文之价值》等文，从事鼓吹，不愿改入史学门。”(11)实际上，不愿来史学门的，并非朱希祖一人。按照沈兼士多年后的回忆，此时北大新文学运动，人所共晓，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12) 与风光旖旎的文学革命相比，显示史学后来居上的，是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史讨论。当然，在此之前的1920年，朱希祖被蔡元培力推为史学门主任，矢志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为提升史学门的专业地位，他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13)不过，这只是从教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其时史学专业地位之低，症结在于没有多少能被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朱希祖承认：“然课程虽改，而无科学的历史家为之教授，则甚引遗憾。”(14)同样，1923年2月13日，顾颉刚日记中也认为“以此科学术不备，实无可教学也”。(15)职是之故，当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出版之后，傅斯年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拿这两样比着看量，以前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顾颉刚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16)或可表明这可能还是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看法，即1926年6月，顾颉刚收到厦门大学请其担任研究所导师和国学系教授的聘书，然当他于8月25日抵达时，却被通知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骇问其故，得知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改变”。(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