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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起初是自费创办、后期得到资助或补贴的专业学术杂志，还有朱谦之等人于1932年秋季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的《现代史学》月刊，以及顾颉刚等人于1934年3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禹贡》。前者认为，作为史学中心的北平老到好比一座“死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则最富有活力，故注意历史的现代性、现代治史方法的应用和唯物史观。1933年5月，该刊推出以中山大学师生为基本作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声称将被视为未来中国史学史新旧分期的界线。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底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现在‘古墓底门’终算被我们这一班急进的先锋门一脚踢破了，此后他们若再不睁睁眼看世界，恐怕连‘金字塔’里都不能容他们久居呵!”(38)后者，则是顾颉刚在北大、燕大、辅仁大学讲授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基础上，以这些学生为基本作者，试图推进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颉刚撰写的《创刊词》中，也多少流露出对作为主流史学的史语所治学取向的不满，说：“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上，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叫唯心史观，唯物史观!”(39) 不同学派的形成，以及不同治学取向的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有力拓展了其时史学研究的领域。这就有点像1929年，当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et sociale，以下简称《年鉴》)时，居于法国史坛主流的专业历史期刊，是1876年创刊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1900年创刊的《综合史学评论》(Revue de synthèse)。同当时占据中国史学主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样，这两份期刊深受兰克的影响，主张史料即是史学，并以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社会与经济等问题，他们即使不是完全忽视，也是将之置于次要地位。《年鉴》的编辑和发行，在法国学术边缘的斯特拉斯堡，而非学术中心的巴黎，最终却成为一个时代法国史学的世界性象征。用一位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的话说，与主流学术的辩论和争斗(debates et combats)，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金色传奇”(golden legend)。(40)同样，作为当时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禹贡》、《食货》、《现代史学》，由主办者个人出资创办。这些刊物在编辑方针上，不同于主要刊载文献整理、史籍考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选题相对丰富、包容，也更具探索性和扩展性。1936年4月，在《禹贡》出版三周年之际，顾颉刚写道：“我们这个团体虽今只有短短的历史，然而各方面的人才已渐渐合拢起来了：起先只是数十个大学师生在图书馆里专研旧籍，现在呢，许多专家带了他们的实际调查到我们这里来了。”(41)至于《食货》，到1937年7月停刊时已出版了61期，刊登了300余篇大小论文，内容包括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和具体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虽则，对于陶希圣，心高气傲的傅斯年没有多少褒词，但对于《食货》的停刊，嗟叹道：“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尤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此时散伙，颇有可惜之处(此两人外，尚有多人不错者)，此实社会上一种损失。”(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