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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们更有意识地尝试对传统进行现代转换。当然，史学是中国旧有知识门类，有着丰富资料和学术积淀，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进步相对缓慢和滞后的学科，从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演化中，找不到多少能够滋养其发展的源头活水。作为对比，傅斯年这些“科学史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虽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来自欧美，志向是开掘现代新知，但仍强调对传统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1928年，傅斯年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称：“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71)此外，我们也不必过多列举陈寅恪、陈垣等人对旧史学，尤其是对乾嘉诸领军人物的精细缜密的治学方法之褒奖；就以1930年代两份颇富生机和活力的史学专业学术杂志《禹贡》《食货》来看，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杂志，其以旧有概念命名，内容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可谓“旧瓶新酒”，言简意赅，并更有历史厚度。至于传统对形塑学科专业地位的重要性，1944年11月2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提议案，以数学之哥廷根大学，物理之剑桥大学为例，特别强调：“盖师教其徒，同声相求，积累而成，焕发异彩之学风。”(72) 其次，是他们更有意识将注意力集中于探讨学术大问题。就其时整体学术风气来看，像史学那样强调淡泊自守、潜心学术，并不多见。192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任南开大学商科教授的何廉回忆道：此时各大学社会科学教学，面临的困难一是大学图书馆设施不足，另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经验的、记录的和实地的研究都还是新鲜事物。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不过，他也客观地谈到社会科学教师们研究热情不够，大多数教师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更多忙于杂务或兼职授课，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题研究，所谓：“年复一年重复的讲义，还是他们各自从国外听到的以及他们在大学中当学生时读过的那些书本上得来的呢。”(73)实际上，早在1907年，王国维批评其时太多新式学者热衷于口耳之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并说“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74)此后，王国维本人自然是潜心研究学术大问题的典范。这还可作为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意识，且不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们，如郭沫若等人要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就以强调史料的傅斯年而言，关注也是中国文明和历史演化的基本线索。如他对于顾颉刚等人《古史辨》的研究，认为“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75)再就史语所成立之后，在殷墟进行的一系列考古活动，傅斯年更是相信“若顺利下去，三、五年后必为中国古学开一新纪元，就必为世界文化史上增一大刺激，添一新方面(此尚是客气言之，或亦开一新纪元耳)。”(76) 再次，是他们更有意识地试图谋求中国学术之独立。相对于其他学科，史学对其时中国学术地位之低下，可能更刻骨铭心、殚精竭虑。1928年，史所语成立之时，傅斯年宣告：“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77)翌年，陈寅恪赠言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78)还有在北大研究所课堂上，陈垣经常提及其时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及中国的，号召“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79)再至1932年，一篇论及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文字，开篇提到陈寅恪于1931年在清华二十周年纪念刊中的《吾国学术之现状与今后大学之责任》所说的“今后吾国大学的职责，在谋本国学术之独立”，并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当务之急”。(80)另一篇谈及中国社会学研究现状的文字认为，社会学之中国化，是采用外国社会学之理论与方法，来开垦中国社会学的园地。作者列举的一些示范性著作，就包括郭沫若、陶希圣诸人以唯物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在现时虽均在尝试时代，未便遽下批评，然而此种工作无论成败若何，对于中国社会学之发展，总是很有裨益的。”(81)由此看来，陈寅恪在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时，强调谋求中国学术之独立，不仅针对其时史学，且还在于同其他学科共勉。他说：“直质不讳，拈出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以为如何?”(82)在这个意义上，那一代学人为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及学术地位之提升，并由此推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苦心孤诣，尤为彰明卓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