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美汉学或中国史研究，相对于其时正迅速复兴的中国史学，已没有多少优势。首先，就重点在古代语言和文字研究的汉学来看，日见衰落。1920年中期，被朱希祖选送至柏林大学留学的姚从吾的观感是，尽管欧陆顶尖的汉学家，没有如陈伯弢那样的宏博，也没有如王国维那样的贯通文史，但其条理清晰，见解锐利，批评允当，方法精密，往往使人叹服，且大多数人除通中国文字之外，“或兼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蒙古文、满洲文、西藏文、俄文”。(60)然而，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哥廷根大学学习汉学的季羡林，看到的是欧陆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且一代不如一代。季羡林曾请教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地位的老语言学家E.Horammnn，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研究这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暗淡。(61)至于中国史研究，长期专注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本不重视，在美国则方才起步，更是乏善可陈。193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留学的周一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该系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选课，给予相当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谈之课也。周一良叹道：此间中文教授，有G.R.Wau研究的中国佛教、道教，“一良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本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者每有喜与洋人辩论者，一良大抵一笑置之，不屑与之论短长也”。(62) 更能说明其时中国史学跻入世界学术之林，并得到各国学者尊敬的事例，是中国被盛邀参与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63)1936年11月，时任国际历史协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1939)访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与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等人见面，对其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印象颇深。在北平各大学的讲演中，他呼吁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称因为其他国家不仅承认中国过去之贡献，并获益于今日之贡献，而中国亦同受其益。尤其是如果在其担任会长期间，中国加入该会“是不啻余生平最荣幸之一时会矣”。(64)作为比较，1925年，亚洲学会在开罗召开，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伯希和受河内远东法文学校和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委托，大会发言只是提到这样一个愿景：“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东京、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65)此时，田波烈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贵国的加入，对贵国和敝会都具有最高崇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史学业已达到一个可以与举世并立的阶段。”(66)不过，傅斯年的意见则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该会，“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仍为二等国”。(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