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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来看，顾颉刚此时关于“科学史学”的认知，似主要来自胡适鼓吹的历史应整理出一些井然的系统、建构出一个进化线索，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怀疑精神，而非强调对资料辨析及在论证过程中应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和细密。(18)毕竟，没有留学经历的顾颉刚，也无太多时间和精力阅读欧美及日本关于“科学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原著。其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兰克的翻译，只有一些介绍性的评述。最早大概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出版的《史地学报》，徐则陵以《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为题，介绍“德之朗开氏(Ranke，1795—1886)”的“根据之学(documentary，Science)”。(19)再至1924年，《史地学报》又刊发《五十年来历史的讨源述略》的翻译文章，介绍兰克(鸾克)“不以现代之感情揆度过去之史实而惟真足尚一语，使历史成为精确之科学。”(20)虽则，顾颉刚日记有读过《史地学报》的记载，且读得精神爽利，“就寝果不得眠”，(21)但上述两篇文字加起来，关于兰克的内容寥寥百字，估计没有给顾颉刚留下多少印象。他的“古史辨”，在资料搜集和考订方面，难免遭到一些不够“科学史学”的批评。王国维说：“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之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22) 鉴于科学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统摄力的学术追求，终使史学成为现代学术发展重心的，应是1928年由傅斯年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大力强调要确立与自然科学同列的专业意识。一方面，这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即相对于此时只作为大学系科的文学、哲学，此举让史学在中研院的平台上，有了作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队；另一方面，这体现在发展方向上，即相对于同时成立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拥有更多引领现代科学发展，尤其在引领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雄心和抱负。这就比顾颉刚从胡适那里接受到的主要是来自杜威“实验主义”的“科学”更为彻底和坚定。据说，中研院筹建之初，原本没有规划专门历史研究机构，曾是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后留学欧陆的傅斯年向老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指出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新兴“科学”；中国过去虽有很多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却没有德国那种具有科学性格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所以中研院应该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单位。据说，蔡元培虽被傅斯年说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专门史学研究机构，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否具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秉性。在1928年重新定位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把原来讨论决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改成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此外，他也不能确定人文学是否能像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那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不言而喻、或不辩自明的贡献，称：“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23)然而，对于傅斯年来说，“科学史学”的科学性和对民族国家的贡献，是斩钉截铁、泰山不移。他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