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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重细密专题论文及不同研究领域的开拓 傅斯年强调“史学”是“史料学”，希望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常被误认为是“史料学派”最坚定的鼓吹者。罗志田最近指出，这只是其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希望增进新知识，促成学科之进展，是傅斯年史学的主要目的”。在罗志田看来，实际上傅斯年还有“疏通知远”的学术追求。(26)不过，“证与疏”作为一个学科的具体治学方法，大概仅相对于主要工作为文本及文献研究的史学，如果要想“促成学科之进展”，把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傅斯年在“证与疏”的基础之上，还应执意于那些能够与自然科学共通、或共同的学术准则。因为对生物学、地质学来说，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作为自然科学又有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基本规范。傅斯年就此似也有明确的提及。1940年7月8日，傅斯年致函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朱家骅，谈及该会资助哲学一科之事，提醒他：“但请注意一事，贵会补助各科，皆应以成一种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者为限，否则一阵紊乱耳。今日国内之哲学，要以有基础者为绝少，胡言乱道而自命为哲学者绝多。”(27) 傅斯年所用“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的概念，虽可译成现代汉语的“科学规范”(或“科学纪律”)，以及英文的“scientific discipline”，但在德文中则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最早，这一概念是指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神学、修辞、逻辑、数学、天文、音乐等七个博雅学科(Liberal Arts)，在不同“规范”(Desziplin)之间进行的区隔。近代以来的学科“规范”，大概首先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1798年，康德撰写《系科冲突》一文，针对当时大学开设的神学、法学、医学及哲学四科，指出前三科从实用出发，培养政府的工具，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太多的自由思考，故受如《圣经》、基督教传统、民政法典和行医律令等理性他律(rationally heteronomous)的引导。后者，是从事精神和文化事业，培养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和思想家，不能有强制性的外部干预，而只能听从普遍原则的道德律令，即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由理性(guided by free rational inquiry)的引导。(28)这就提出了不同于其他三科的“科学规范”。再到了1809—1810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这一理念又被确定为学科设置必须最大限度认同纯学术的观念，使其成员成为专心致志地寻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学者(scholars)。1826年在该大学任教的兰克，其研究志向及开设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不理会当时的争论，坚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科学史学”，说到底不过是康德及洪堡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者(as practitioner)。(29) 经过19世纪中叶之后的“实验室革命”，“Wissenschafitliche Desziplin”已集中体现为其时德国教授埋头实验室时心无旁骛和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曾在德国长期游学的傅斯年，矢志于“致中国历史学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30)1930年傅斯年致函刚被聘为李方桂助理的杨成志，称史语所现在完全是实事求是，不求速效、不假借、不务外，不学一哄之市的机关。一切有秩序的工作均努力进行，一切无秩序的工作均逐一停止。虽则，杨成志曾在傅斯年回国后开创的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傅斯年告诫他断断不可自满，说：“第一要义是免去宣传及Journalism之烂调，第二是承受李先生学方言等细密的方法，第三则随时扩充自己工作的工具，而一切观察工作尤要细心。”(31)重要的是，这种执着于发现真理、从事创造性学问的“科学规范”，作为治学取向，还体现为学术出版过程中拒绝空洞无当、大而化之的通论。1942年5月，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信函中，傅斯年对一位学者申报的《中国宰相制度》，认为时间跨度纵横两千年，研究者不可能对问题中的各时代之细点进行缜密研究，即使出成果，只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精练之史家决不敢为之”。(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