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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这种细密研究成果，自然更为看重专题论文的发表。毕竟，在令“科学史学”神往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如牛顿、法拉第乃至爱因斯坦等一系列向同行发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均是专题论文或研究报告，而非宏观式的通论和概述。同样，被认为中国物理学最早的一项重要研究，是时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于1930年在英国《自然》(Nature)周刊上刊发的《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的专题论文，而非同一时期刊行的《无线电学》(1929)、《普通物理学》(1933)等通论式著述。再就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以此作为研究成果的评价尺度。曾任俄国圣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学教授，1924年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比较欧洲与美国就社会学研究方面不同的一篇文章，1930年被译成中文。该文称：欧洲社会学，较多的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长时间进行思考的专题研究；美国社会学则主要是教材和通论式著述。尽管美国每年有几千种出版品，备有图表、分析、个案研究，相关系数、以及各种形式的经验材料，但在这种研究中很难找出真正富有思想的研究。欧洲那种“精巧而合逻辑及认识的分析，能清晰明达事实的研究，至有广大的眼光、坚固的基础，及适切的归纳，乃为例外”。(33)如果由此做一个并不十分贴切，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那就是其时史学有点像欧洲学者，领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细密研究的典范。齐思和说得非常清楚：“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究具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34) 顺着齐思和的这一思路，关于“学术杂志”的话题，似还可在形塑学科专业地位意义上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毕竟，当时其他学科的学术杂志，或由学会，或由大学创办、主办，鲜由研究者个人自费主持；史学除这些刊物之外，还有不同学派、不同研究者个人自费创办、主办的专业学术杂志。因为那个时代的史学推崇专题研究论文。作为自费主办的学术杂志，是陶希圣主持的《食货半月刊》(以下简称《食货》)。1928—1930年间，在江湾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新闻系讲述中国文化史的陶希圣，因不满研究中国历史的饱学之士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曾积极参与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当时，陶希圣经济拮据，讲课收入很少，每月不过四十元，主要靠投稿到定期刊物以获稿费。陶希圣承认：“在卖稿为生的情景中，没有多少善本书到手，我使用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重新搜辑社会史资料。这套书是二十四史最低劣的版本，我在每本书上，涂抹甚至剪裁，来供我的参考之用。”(35)不过，1931年以后，陶希圣被聘为北大法学政治系教授，工作和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36)1934年11月，衣食无虞的陶希圣期望为“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根基”，自费创办《食货》的宗旨，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