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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 与波旁王朝存在多个社会核心不同，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政治情势相对稳定，权力也更加集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认为是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28)学者欲编纂大型文献，既不存在其他社会核心可以依傍，更无公共权威制衡皇室，唯有依附君主一途。 (1)文字狱盛行 满族自顺治朝入关，至乾隆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政治上的一统并不能满足君主的控制欲，在大规模战乱弭平之际，乾隆帝的整顿重点转向思想领域一一大兴文字狱。此举不但可以打击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力量，更可藉此打压明朝遗民的反清思潮。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并不仅仅视其为文化事业，而是将之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所谓：“政事与学问非二途”。(29)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型图书编纂活动，保护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典籍，“江浙三阁”的设立也确实起到“嘉惠艺林”(30)的作用。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又带有寓禁于征的性质。乾隆帝亲自制定书籍划分标准：将所征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应删四类。书中凡有忌讳诞妄字句，一俟查出，尽行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并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更要严加筛查，绝不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31)这便使我们疑心这位天子的真实意图是否单纯是保存典籍善本，整顿出版业秩序这么简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查禁“抵触本朝之语”这一主题始终贯穿着《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 清代君主极其厌恶“蛮夷”等词汇，在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亲命将汉人书籍中出现的类似称呼尽皆删去，正所谓“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32)由此引发的文字狱在乾隆朝不在少数，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妄批《徙戎论》案”便是一例。魏塾(？-1780)乃山东寿光县布衣，在阅读西晋江统(？-310)所撰《徙戎论》的过程中，看到晋惠帝未能听取江统迁徙五部“夷人”到边地蛮荒的建议，终于导致“五胡乱华”的故事，心有所感，提笔将清之回教比拟为“五胡”。后魏塾牵涉一宗案件，山东巡抚富察国泰在取证过程中发现：魏家藏有《澹园续集》等应禁书籍，且在批注《徙戎论》的过程中，将回教写为“五胡”，乃悖逆之语。魏塾区区一名百姓犯案，本无需兴师动众。然而，此案涉及“夷”、“胡”等敏感字眼，乾隆帝乃令当朝重臣福隆安、福长安(1760-1817)彻查此案。最终魏塾因“家藏应禁书籍存留不缴”，“狂诞悖谬实为不法已极”之罪被判处斩立决(33)，足见皇帝对轻言乱政者的厌恶。在《四库全书》的编撰八年间(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73年至1781年)，文字狱多达三十余起，受波及者上至官吏，下及百姓。朝鲜学者朴趾源(1737-1805)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使团来华拜贺乾隆帝七十寿辰，目睹了文字狱给书籍带来的灾难。他认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重要目的之一是“阴弱中土之士”，导致大量典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34)”。(35) (2)社会舆论的力量日渐萎靡 与法国“公共权威”日趋强盛不同，中国的社会舆论力量却日渐衰微。“公共权威”是一种来自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在一定区域内起到指引、影响民众行动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函数曲线：当国家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增强时，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对政府的舆论影响力则呈下降趋势；反之亦然。明代曾经盛行结党、结社，针砭时弊。一时间，东林党、复社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呈现出扩大趋势。明清易鼎，党社之风引起了清廷高度警觉，“通过某些手段，清代国家重新将公共权威凝聚于国家”。(36) 虽然中国不存在法国那种公共权威，却有两种权力与之类似，即：文人话语权与乡绅族权。在中世纪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始终有相当数量的文人不隶属于政府，拥有自己话语权。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希罗多德，他们编写史书都是个人行为而非政府授意。随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到来，文人的话语权逐渐受到限制，著书立说之时不免心存顾忌。明末，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品评时政，一度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力量，“庙堂亦有畏忌”(37)。但到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在文字狱的震慑下，很少有文人敢于针砭时弊。四库总纂官纪昀执掌编修大业，“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38)。如此一代文宗却不著经典，而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徒以《滦阳消夏录》撰写鬼怪自娱，这不能说与文字狱全然无关。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曾经出现了质疑主流学术思潮的声音。李贽(1527-1602)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儒学，大声疾呼：“腐儒安足道哉”(39)，下狱致死。其思想在清代仍不见容。《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