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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法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的媒介 首先，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之间的信函。尽管康熙二十三年(1693)清政府和教廷之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礼仪之争”(46)，继而雍正、乾隆两朝发生了多次禁教事件，但仍旧有部份传教士依靠西方技法获准侍奉宫廷，乾隆朝最出名者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这些经历教难后留居京师的传教士们和前辈一样，保有与澳门以及欧洲的同伴、亲属通信以及邮寄包裹的习惯。邮寄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书籍、画册、茶叶、墨水，甚至是驴皮阿胶。(47)而信件的内容也涉及诸多方面，在其文本中无疑会涉及耶稣会士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理由如下：一方面，这场论战几乎是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宗教界的头等大事，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在信函中交流此事，此常理也。另一方面，百科全书派在论战中以中国的“开明专制和信仰自由”(48)为武器攻击教会。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49)如此一来，教廷势必会写信求助在华耶稣会士，让他们借地利之便，撰文反击百科全书派。然而，在京传教士与澳门教士之间不可私自通信，信件往来都要经由官送。(50)在这一过程中，急于洞察欧洲内幕的乾隆势必命人拆看信件的内容，从中了解到耶稣会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以及《百科全书》的编纂活动。 其次，久居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返回祖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乐于将旅途中的见闻与同伴分享。以傅圣泽神父为例：他是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二批传教士，曾在华生活过二十五载，并带回了大量中文书籍。伏尔泰与傅圣泽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观与儒教信仰，讨论礼仪之争。(51)言谈之间，汉学素养颇高的傅圣泽神父显然会对伏尔泰提及：中国士子自明末就开始酝酿一项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儒藏”。此外，经常与伏尔泰通信的鲍(Pauw)也是通过耶稣会士为媒介了解中国。这位腓特烈大帝的讲师不仅经常与伏尔泰通信讨论中国问题，更喜欢倾听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关于中华文化的高论。(52)巴多明神父久居中国，深受清政府信赖，曾在中俄两国签订《布拉协议》(即《恰克图条约》的草约)之时担任翻译工作。因此，傅圣泽也好，巴多明也罢，他们都曾亲历中国。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使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介绍给同胞，这其中显然包括“儒藏说”。 (3)中法交流渠道保持畅通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击败大小和卓，平定回疆。乾隆帝诏谕郎世宁、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和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1708-1780)等身处宫廷的传教士们以此为题材，绘制十六幅画作。为使自己的功业流传千古，“十全老人”决定将这批画作运往欧洲，制成版画，并诏谕广东官员向传教士们咨询相关信息。这再次证明：传教士在乾隆年间仍旧很好地发挥着东西方交流媒介的作用。最终，在广东传教团负责人勒费布弗尔(Le Febvre)的强烈推荐下，乾隆帝于1765年下令将第一批四件作品运往法国，聘请当时最优秀的雕刻家制作铜版画。1766年12月，这批画作连同郎世宁写给“艺术主席”的信件一并抵达法国。这封信以及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的皇帝通告被交到了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1720-1792)手中，经他汇报给路易十五。这项任务被委托给法兰西皇家绘画艺术学院的主管马里尼侯爵(Marigny)，而具体负责者则是艺术学院的史官秘书科香(Cochin)。在此期间，根据国王的命令，贝尔坦随时把有关工程进度的讯息传递给中国特使和传教士；同时，通过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团修道会长伯纳瓦(Benoist)告知乾隆帝：法方委派贝尔坦大人妥善的负责版画的制作、运输等各项工作。中国君主对此表示满意。(53)铜版画制作直到1774年方才完成，版画和从中抽取的一百幅样品被运回了中国；另有一部份铜板被留在欧洲。(54)通过乾隆帝请法国雕刻师制作铜版画的事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法交流并没有被礼仪之争和禁教风波所中断。无论是乾隆帝及其臣工，还是路易十五及其朝臣，仍通过传教士这一媒介保持着物质、文化交流。至少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前，中法之间的交流渠道畅通无阻。 由上述三点推论可知：在中法双方存在文化交流热情的前提下，在信息交流渠道保持相对畅通的基础上，百科全书派可以从传教士反馈回法国的信息中，了解到《四库全书》的编纂雏形——“儒藏说”。更为重要的证据是：传教士非常重视《四库全书》编撰工作，曾经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指四库全书，笔者注)，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法国的国家图书馆。(55)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法国传教士及知识分子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另一方面，乾隆帝也可以通过其派往欧洲的密探，或拆查传教士信件等方式，知晓法国知识分子正倾尽全力编纂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大型文献。因此，百科全书派与四库全书派存在互动的推论完全成立。 通过比较研究《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两书编纂成员，我们了解到十八世纪的中国、法国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两派编纂者的境遇更是天壤之别。但这丝毫不妨碍学者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不同媒介去了解、接触对方，进行文化互视与交流。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互视与互动可能低层次很低；但若将这种交流模式放诸于十八世纪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它无疑是中法乃至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实现了“和而不同”。这对于创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颇具战略意义，可资借鉴。谨以此文献给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