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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人话语权受到持续打压不同，乡绅族权与皇权之间是弹性波动的关系：每当皇权衰落之际，世家大族必定乘势而起，扩大族权。如魏晋时期的北方豪强纷纷建立坞堡，凭借部曲、家兵自守一方，自理民政，不经官府。反之，当王朝强盛之时，君主立即着手收回士绅豪强手中的权力。雍正帝一度对乡绅使用族权处死族人予以承认，导致江浙、闽粤等地的族权恶性膨胀。为了避免政治隐患，乾隆帝即位后开始着手将族权纳入法制轨道。乾隆二年(1737)，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郝玉麟(？-1745)上书，力陈放任族权的危害：“漳、泉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能稽察”(41)，建议推行族正制。乾隆六年(1741年)，广东开始推行族正制。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全省推行族正制。闽、粤等地一度膨胀的族权被严重削弱。利用加强思想控制、削弱社会舆论以及乡绅族权等手段，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皇权成为了唯一个核心，任何阶层想脱离王权主导，独立编纂一部大型书籍，无异于天方夜谭。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结构可以概括为：传统等级观念趋于瓦解，新兴力量方兴未艾，公共领域蓬勃发展。百科全书派得到开明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庇护，以沙龙为思想阵地，各类思潮相互撞击。十八世纪的中国则不然：清朝统治者完成政治统一，传统的社会结构得到恢复、弥合。文字狱的大潮将士子们的话语权击得粉碎，动荡时期被赋予世家大族的权利也被次第收归中央。社会上不存在任何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几乎看不到松懈的迹象。 三、百科全书派与四库全书派互视考 《百科全书》编纂下限是1772年；《四库全书》则是在1772年开始下诏征书，次年正式开馆编纂。那么，这两项先行后继的大型文献编纂运动，除了在书籍内容上涉及彼此，两派学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互动呢？乾隆帝或四库全书派是否听闻过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编纂情况呢？尽管《四库全书》编纂在《百科全书》之后，但作为全书编纂根基的“儒藏说”却是自明末以来便酝酿已久，这一情形百科全书派又是否了解呢？上述假设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两派是否知晓对方的编纂活动？答案是肯定。 (1)两派学者间的交流热情 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者不乏其人：重农学派学者，《百科全书》农学条目的主要撰稿人魁奈、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急于了解有关中国一切情况。杜尔哥为此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内容涉及中国的财富分配、土地所有制以及历史等诸多领域，共计52个问题，嘱托相关来华人员悉心调查研究。(42)《百科全书》的另一位编纂成员孟德斯鸠则直接同旅欧华人黄嘉略(西文名Arcade Huang，1679-1716)进行交流，甚至在在短短七十余天中八次登门造访，“主要是为了听他讲述有关中国的一切”。(43)黄嘉略是福建莆田人，祖父曾任御史，书香门第；幼时受洗，精通汉语、拉丁文。23岁时，他随同法国传教士梁弘仁神父(Artus de Lionne，1655-1713)前往欧洲，四年后抵达巴黎。在与孟德斯鸠的交流中，学贯中西的黄嘉略(44)显然会将中国士子自明末以来就在酝酿编汇儒藏的讯息传递给这位渴求东方文化的男爵。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君主、公侯和士大夫大都乐于同西方传教士进行交往。在接触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很可能告知他们在欧洲有一群学者，正在编纂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鸿篇巨制。而乾隆帝更是时刻关注着发生在欧洲的一切信息，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甚至有人藉此为背景撰写小说，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乾隆帝派遣间谍潜伏欧洲的故事。例如，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1708-1791)撰写的六卷本《为了观察欧洲的状况而来的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的特派使者》，杜布尔(Dubourg，1715-1746)所著两卷本的《在欧洲的中国间谍》。(45)尽管此类小说的真实性未经证实，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中国君主对欧洲事务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倘若乾隆帝的间谍们真的存在，他们势必会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详加描述，密折上奏。当然，即使乾隆帝没有派遣间谍赴欧，他也可以借助其他手段，从传教士那里搜集、了解到有关百科全书派的讯息。 (责任编辑：admin) |